在我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进程中，深化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从庄子“道法自然，反璞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与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随着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被赋予了更为广阔深远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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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姓氏来源比较复杂，有以国为姓的，有以封地名为姓的，有以官职名为姓的，有以谥号为姓的，等等。一些姓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本书主要采用《百家姓考略》。诠释《百家姓》，是一件比较费心的事情，因为注本较多，对笔者的诠释思维和模式是一种启迪，但同时也是一种束缚。本书在吸收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在一些大姓的后面附上“本姓名人名句”，而在一些小姓的后面，则选用“本姓名人故事”或简要事功。希望能使读者既能通过姓氏去熟悉名人名句和故事，又能通过名人名句和故事去了解生氏。这一做法不知是否妥帖有效，还有待于阅读的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高僧的法号已为大众熟悉，真实姓名反而鲜为人知，故采用他们的法号，如怀让、怀素等。此外，有些极为罕见的姓氏，其名人史书无记载，遑论名句。故这些姓氏下的“本姓名人名句”或“本姓名人故事”，只能暂付阙如，留待有心的读者以后再作补充。

在传统蒙学书中，有专门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类，大多采取汇编格言谚语的形式，其内容有些来自典籍，有些则是吸取社会上流行的谚语，其中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增广贤文》即是其一。本书的内容既反映了封建伦理观念和人生哲学，也保存了不少源远流长的谚语格言，其中很多话，直到现在还流传众口，影响很大。这些话明白晓畅，易读易记，一经成诵，即终身不忘，其对表少年乃至成年人的影响和作用，是决不可小看的。《弟子规》也是传统蒙学书的一种。此书原文《训蒙文》，清代康熙时李毓秀所编。全书共分五部分，内容大都录自儒家经典，各部分的标题即取自《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基本上概括了封建时代对儿童伦理道德、为人处世和学习的基本要求，因而问世后即广为传布，一些地方政府还把它列为私塾的必读之书。《朱子家训》双称《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家格言》。作者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明末江苏昆山人。本书将《增广贤文》、《弟子规》、《朱子家训》合为一册，加以注释、语译出版，意在为广大读者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如何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一份资料，其次则是为蒙学书的爱好者提供一种便于阅读的版本。

本书记述了傩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播，并通过在中国各地的调查报告介绍对这些带有所谓鬼的形象的鬼神的祭祀、信仰、及在文娱表演时出场的形态，寻找日中之鬼神比较研究的线索。她指出，傩祭的中国的鬼（即作为傩祭对象的戴假面的鬼神扮演者以及戴假面的傩戏角色的表演者）不仅单纯表示死者和祖先，并且按其性格而化分为作祟之鬼及作为鬼神为民祓除灾难之鬼。后者作为神被祭祀时，为赋与他们能够战胜灾害的形象而将其风貌表现得狰狞恐怖。<

《中国广播产业制度创新》主要探讨了中国广播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力与路径、成本与收益，分析了中国广播产业目前存在的体制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以及制度变迁的趋势，并针对目前急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与解决的思路。这是一个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媒体改革不断深化的年代，这也是一个集体焦虑的时代。《中国广播产业制度创新》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广播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力与路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广播产业目前存在的体制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以及制度变迁的趋势进行了分析，最后还提出了相应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对策。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 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展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文化人类学既是一门十分有用的学科，又是一门不能充当见子打子的工具使唤的宏观控驭学科，它能够帮助具体的学科实现它们的目的，但是离开了具体学科的支持，它将一事无成。它可以指导具体学科的专家们如何使他们的知识发挥效益，或者告诫他们，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无济于事。但是若离开了具体的学科，它却什么事也做不了。它在现存的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既定了的，别的学科代替不了它，它也休想越俎代庖。

“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一句话，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的人文精神追求。“气节”既是人生理想，也是社会价值取向；衡量士大夫或仁人志士的人格标准，也是评价社会风气清明或污浊的准绳。本书选取了自春秋以来古今志士仁人、思想家、学者的相关论述，包括孔子、孟子、屈原、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文章、词赋等，以飨读者。

儒学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研究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要途径，本书即以此为主题，对儒学以及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其主要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相契合，用中西文化作比较，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特性，分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新探索，以见证中国传统文化为一悠久而又不失其现代生命力的文化，更映射出此传统文化所关心的现实和理想两大层面。本书还特别对当代新儒学的"重镇"--冯友兰等进行了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