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全面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真正内涵。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的说，儒家的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

《七日谈》的中国对话者是诸多颁奖典礼总导演、著名音乐人、著名导演山奇，来自日本伊豆的对话者加藤嘉一是一个日本八零后的年轻人，也是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在短短的四年里，作为策划人、组织者、主持人参与了“京论坛”等四十多个中日交流活动。他们是中日两国乐于将自己所体验的人生感悟、经验和思想与更多人分享的青年的代表。　正如两位作者所说，“七日谈，实际上我们要表达的是七种思想的碎片，每一天会有一个觉悟，也许每一日里的觉悟都并不完整，但是它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中日民间共同在思考的一些东西。”　《七日谈》是一本能够满足读图时代视觉需求的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对话录，内容由点及面，从历史到今天、从生活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体现了对彼此社会文化的尊重和价值的守护。 与早两年畅销的《菊与刀》等解读日本的图书不同，《七日谈》是真正来自内容双方的中日作者以自己成长生活的感受来讲述和剖析两国的文化历史社会状态，其精巧的视角，独创的漫谈实录形式开创了这一类图书的先河，同时也将深度、广泛地把中日话题的讨论推向大众。　中日之间需要一种“信任文化”，需要形成“信任激发信任”良性循环的交往环境，需要以两个负责任的大国站在建设“和谐世界”的前端。　交流不只是为了保持近千年文化互通的传统。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该结束的已然结束，历史的情与债，完全可以交给每一个直面历史的来者，一段不堪的记忆并不能真正造成漠视。 来自民间的声音山奇与加藤嘉一两个北大学子的中日对话录《七日谈》，超越的是普通意义上朋友之间司空见惯的沟通，而是直接反映了两个近邻大国人民个体之间彼此和睦相处朴素、真诚的愿望。能有这样的意识就已经很好了，能将对话编撰成书，更是非常好的事。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谈论了什么，那就象一次行为艺术，最关键是在交流。

看百家讲坛主讲人“外传”个性张扬，听山大教授马瑞芳“神聊”精彩纷呈！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康震、孙立群、纪连海、毛佩琦、隋丽娟坛上坛下。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老爷子阎崇年持重，大佬易中天机智，小妮子于丹聪慧，老笨王立群厚道，大仙纪连海另类。学者读书治学之道，教授育人处事之理，作家生活情趣之妙。易中天：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阎崇年：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于丹：快乐是种超强能力，可不是谁想乐就能乐的……我脑子里有个删除“开关”，不感兴趣的，一删，没了！孙立群：生活贵在“贵适意”，考虑问题、决定事情从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愿出发，一旦不合己意，便毫不迟疑地另做打算。纪连海：上百家讲坛的，人生都有些曲折，都有点儿怪。百家讲坛就是一个“怪物公司”。作者以调侃、风趣、幽默的文笔，书写百家讲坛那些人和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悬念：学者怎样上电视？如何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学者是否应该明星化？上了“魔鬼的床”，主讲人被“截短拉长”，是否还张扬个性？易中天、于丹等人是怎样被发现，并被拉上“魔鬼”之床的？阎崇年、王立群、纪连海等人一讲成名，生活和心态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写了阎崇年青灯独对，坐拥书城五十载，厚积薄发，面对台下一名观众，一举成名；性情中人易中天妙语如珠，机智洒脱，哪怕是与央视名嘴对话，照样挥洒自如，机锋迭出；于丹为人谦和冲淡，洞察人世，掩不住顽皮活泼，骨子里侠气激荡；老夫子王立群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他用苦难来磨砺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了自己；纪连海懵懵懂懂，总是被好运眷顾，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嘎小子，成为名动一时的中学老师……该书不仅对十大主讲人做了精彩的描述，对栏目的一些运作内幕，如何在大学里“选秀”，如何“修理”大腕主讲人，都有细致生动的解读。

简介 《文化力》是一本人人都可读，可说，可想的书。本书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让您发现蕴藏在你自身，在社会，在人类中的文化力，并把它向前推进！作者在本书中对文化力做了条理清晰的分析，严谨细致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富有创见的思想和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精神或者文化，有着物质所难以企及的功能，它有着更强的“遗传”性，经济上的优势可以在历史的瞬间失落，但文化却不会，它的根牢牢地扎在了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像基因一样世代相传，中华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文化基因。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　以中国传统道德典故为蓝本，诠释影响国人千年的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事、治国齐家的传统美德。　一部理想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读物，不仅适用于个人阅读，同时也可以作为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团体举办培训课程的教材，尤其适用于作为学校相关课程的辅助材料。

温暖心灵的又一力作编辑推荐：想必很多电视观众还记得，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曾经以《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为亿万观众、读者送去热腾腾的心灵鸡汤的于丹，竟然一袭中式服装，坐在CCTV-3“文化访谈录”节目主持人马东身边，一连七天侃起了昆曲。这次从传统经典到传统艺术的“转身”，是于丹的率性而为，还是以往思路的延续？如果说，《于丹论语心得》是借助传统经典《论语》给当代读者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向的导航，那么，《于丹？游园惊梦》则借昆曲给大家推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从容而温馨的生活方式。所以，CCTV-3《于丹？游园惊梦》不同于昆曲知识的普及讲座，它淡化了昆曲的历史和过于专业的知识，而是以类型的方式呈现其审美特点，阐述了于丹对于当代人生活态度的忠告及建议。在于丹看来，昆曲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于丹说：“我喜欢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叫作‘昆曲’。”她认为，昆曲那种细腻、婉转、精致、唯美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元素”，进入当下的时尚生活。比如，我们现在流行一种“慢活”的生活方式，所谓“慢活”，“它是指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从容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瑜伽；过一过环保的生活，能够节约能源，能够有大段悠闲的时间与家人、与朋友分享。所有这些健康从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慢活”的例子和元素，在昆曲中，触目皆是。于丹还强调了“过程”的重要。《牡丹亭》中，杜丽娘因为梦中遇到俊逸书生柳梦梅而情不能自已，醒来后要去“寻梦”，并因梦而亡又因梦而生。我们往往要问：这种追寻有什么结果？这种投入是否值得？于丹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爱的过程。过程关乎人心，不仅体现一种意愿，而且体现一种能力。能够享受过程，也就是能够享受人生。我们为什么到茶馆喝茶，为什么要去泡酒吧？消费不是一个物质的结果，而是一个精神愉悦的过程。相信看过节目、读到书的观众、读者在惊叹于丹成功“变脸”的同时，也会感受到于丹依旧关注心灵，依旧在为当代读者煲一份“浓汤”。去年11月26日，于丹的第一锅“心灵鸡汤”让那个冬天变得温馨，许多亲历者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许多感人的画面。整整一年过去了，还是那个于丹，还是一锅“心灵鸡汤”，但是器皿变了、调料变了，它是不是还符合大众的口味？让我们拭目以待！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采访本上的城市》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本书是根据已出版的季羡林所著作品辑录而成，内容涵括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对比、印度文化、读书与治学、人生与世相，以及描写文革期间一些切肤真挚的随感等。本书也是一本普通大众认识季羡林及其学术成就的简便而又通俗的读物，可谓集季羡林先生之作品精华。我认为，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就是指的这个。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不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也是正常的。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来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从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两个维度出发，横向比较了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民族性格，纵向分析汉文化与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探讨了满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中国人的“劣根性”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从严复、鲁迅到柏杨、龙应台，中国人已经写下了无数批判国民性的文字。但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似乎并无太多改观。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国民性是可变的。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40年前的1966年，金庸在香港创办了《明报月刊》杂志。如今这本杂志已在海内外知识分子心目审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始终保持着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传统，其作者涵盖各文化领域的名家大师。但是由于发行区域的限制，这本杂志对于内地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却无缘见到。本书将香港月报四十年间精华以及因时代局限而未能流布于内地的精彩篇章，首次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