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记述了《南方草木状》《救荒本草》《本草纲木》《植物名实图考》等书的文化起源、文化特点和文化意义。《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辨析曾经模糊的历史和发展轨迹，破解错谬的历史真相，阐释了民族绿色文化，并以今人的思考，表达了现代文人对民族绿色文化的崇高敬意与深厚情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问的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先生所作。李毓秀，山西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人，字子潜，一生教学。《训蒙文》是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的一本儿童蒙学读物。后来，乾隆年间的贾存仁先生对此作了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这本书是教导为人子弟者尽守本分、克己守礼、约束邪念、保持诚实，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并传承忠厚家风的最佳启蒙教材。

该书分成六编，并加上序章与终章，很明显是作者相关论文的组合。这是许多日本学者著书的特点，他们不做空泛的研究，而是先写作具体而微深入周密考证的论文，然后再将相关的论文进行有机的组合，而成为一本既有分量又有相对宏观视野的著作。作者在经过六个专题的研究以后，既可以对明清时代的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可对唐船贸易引起的中日文化交流发表于读者有启示的见解。我自己从本书中获益良多，尤其是第三编第三章浙江商人汪鹏与日本刊刻的《论语集解义疏》正好与我所感兴趣的和刻本的文化史意义相关，第四编从中国史料中所见的长崎贸易则是体现了作者善于利用史料的范例，都使我深感受益。我想关心中曰帆船贸易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人一定会对此书深感兴趣。顺便说说，此书原版松浦先生早已赠我，译本也早已着手，但编辑出版却花了两年时间，原因不是别的，一方面是对译文尽量力求准确（译者与编辑之间往复多次），二是对书中所引中文史料，编辑逐条核对了原文，体现了出版社的认真态度。虽然在这一认真过程中，物价已经大幅上涨，出版社由本来可以贏得微利到无利可图，但这种态度却是十分可取的。现今有些出版社只注意作者的文字，对于其所引用的资料却不加以核查，恐怕是与编辑理念不相符合的。在为松浦先生这本书做小序时顺便指出这一点，我想还是有些意义的。

《青海花儿大典》是一部总集性的图书。它从七个方面囊括了青海花儿的精髓，包括综述、花儿词选、花儿曲令、花儿会、花儿演唱传承人、花儿创作、花儿研究等。该书既有理论性又有实用性，既有研究价值又有收藏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对青海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楼廊闲话》以关怀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旨，探讨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中国人应守和必守的常道。涉及教育、做人、幸福等方面，包含诸如守旧与开新、奖励与惩罚、人的尊严、职业精神之类的话题。书中内容由作者与钱穆先生在日常闲居中交流切磋而来，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既然自己几十年来经常在中国文化史的广阔天地里往来，这许多文化人对于我来说多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多是我生平非常钦佩而一直在学习的好榜样，那么我就应当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尽可能地推荐其佼佼者作为人们立身治学的模范。

《李学勤讲演录（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由李学勤所著，李学勤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戒石铭与皮场庙中国古典名著的法眼解读》为作者从中国古典名著角度入手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进行通俗阐释的短篇文章的集结。对《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中涉及的有趣的法律文化知识点，作者通过专题性的短篇文章的形式进行叙述与揭示，内容旁征博引，语言生动有趣，一改其他法律史类图书的刻板形象，让普通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了解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属于法律与文化类的跨界书籍。该书作者为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文史类）”栏目的特邀嘉宾，其与该书相关的系列讲座目前正在热播中。

黎族是海南岛的原住民。黎族、汉族关系是历代治理海南岛必然会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本书从政治文化研究视角探讨从西汉至清朝历代王朝治理海南岛之政策与措施、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以及黎族人民对统治者的接纳与反抗，立体地呈现了封建皇权时期帝国边疆扩张与政权维持背景下黎汉两个民族力量的消长、互动、交流与融合。

黎谚有云：“天上怕雷公，地下怕祖公，人家怕禁公。”从法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禁”习惯法在黎族社会中产生、发展、兴盛以及衰亡、消亡的全过程，书中运用了“娘母”、“道公”、“禁公”、“禁母”、“无意禁人”、“有意禁人”、“查禁”、“除禁”、“禁包”、“披席”、“洗身”等等众多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概念，分析了黎族传统社会生活表象背后的内、外多种矛盾的冲突与妥协——白巫术与黑巫术、巫术与医学、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习惯法与国家法，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黎族传统生活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