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火药”起源于中国有确凿的证据，因此把“火药”列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不需要争论的一个问题，《火药》一书通过详实、客观的资料，清晰呈现出“火药”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出其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也对中国自身火药技术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也让读者对中国文化进行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的文明进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思想因此摆脱了时间、空间的局限，科学观念得以流传，人类也得以解脱蒙昧。在这个意义上，印刷术对人类文明产生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把其称作“当代文明之母”毫不为过。《文化西游印刷术》详细介绍了中国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以充分证据证明，在经历“铅、火时代”之前，西方所使用的印刷术，其来源地是东方的中国。印刷术的西进充分说明，世界文明产物的融合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文化西游丝绸》通过追溯中国丝绸流入西方的过程，全景式的呈现出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的诸多真实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和“中国丝绸西进”有着密切联系，读者由此可以看到，古“丝绸之路”不仅仅显示出中国人坚忍不拔和开拓进取精神，它蕴藏着更广泛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激发读者对东方文明在历史中的兴衰进行深刻思考。

名茶之书：9大类、100种中国名茶，最全面、最实用的鉴赏手册，详细介绍了产地、历史、传说、制作工艺、冲泡方法、养生功效等，可快速了解中国名茶的相关知识。饮茶之书：饮茶是一门艺术，在短时间内了解茶的冲泡技巧、饮用方法以及饮用器具，让你用正确的方法、平和的心态，细细体味名茶的千滋百味。茶道之书：茶马古道是怎么形成的？世界三大红茶有哪些？朋友相聚时，随口说出这些典故，将收获钦佩的眼光。本书精选了近百条饮茶知识，让你在最短时间内成为“茶博士”。

《潮爆中国》是一本香港人写的向非内地人介绍中国内地社会文化与时尚生态种种的书，还是不错的。当然，对内地读者而言，单薄了些，个别评论可能有些意思：“在中国的60年代人，并没有跟上一代有决裂的成长经验。60年代人如今40多岁，实力派大多在政府架构外工作，在私人企业中发挥影响力，因为他们正努力赶上时代的尖端，充当中国走向资本化的第一代。所以，这班60年代精英是不会走向政府的，他们通常会成为中国第一代民企老板、白领精英、专业人士，进占中国商界的头位。60年代人如果当上政府决策者，也不过是过渡角色。真正因为成长背景或文化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执政视野的，将会是70年代后至80年代生的一代。那就是‘新新人类’掌管的中国，到时，或者要叫‘新新新中国’”。

《周易与中国文化》中的《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千秋功过有待于我们的正确认识，而人类对《周易》的认识始终还是不够的。唐韧、仇如慧两位青年学者对中国文化都作过比较深入研究，并愿意借《周易》弘扬传统文化。《周易与中国文化》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相继出现《周易》热，涌现了大批介绍、研究《周易》的著作，这股热潮至今未衰。我想，作为东方宝典的《周易》，犹如一座风光奇丽的名山，游观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或多或少，然大山始终还是大山，易学不会失去它神秘的魅力，它的哲理光辉永恒。

被中国历代文人视为至宝的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它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作为书写绘画的工具和材料，不仅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载体和组成部分，也体现着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取材方便和制作精细的笔、墨、纸、砚演绎出如行云流水般的中国书画艺术，记录下岁月的斗转星移。今天，笔墨纸砚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继续在书法与绘画中展示着华夏民族的朴质与灵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的文房四宝，凝聚着传统文化精髓，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笔、墨、纸、砚的相互配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神韵，记录着华夏民族的辉煌历史。 随着时代的变迁，笔、墨、纸、砚不再为现代人广泛使用，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喜爱。让我们依次走近笔、墨、纸、砚的世界，去了解它们各自的文化内涵，感受它们不同的艺术魅力吧！

中国人最应该知道的文化典故，它蕴含着古人的生命体验，浓缩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忘情于这些历史故事之中，体味一下古人生命的悲怆与优美，感知一下中国历史的曲折与辉煌，不仅可以丰富你的思想，而且可以精练你的语言。

《辜鸿铭讲国学》选取辜鸿铭先生有关国学方面的论著，向读者展示这位【怪老头】眼中独特的国学文化和思想的精髓。辜鸿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是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在国内曾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

这本微不足道的文化研究论文集，源自太平洋关系协会l929年在京都召开的一次圆桌讨论会。会期共11天，却有3天用来讨论文化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时间安排。但令人遗憾的是，可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资料极少，涉及中国文化时尤其如此。中国代表团的同事深感欲使l931年的讨论会更有效，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工作，结果大家议定准备召开一次中国文化研讨会，而编辑这一非常有趣的论文集的任务就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无论是本编者还是本书各文的作者的目的，都不是提供一部中国文化史。对于这样一本小书来说，那样的目标实在太高，难以企及。本书的目的只是向读者提供一幅中国当代文化的素描画，重点突出其变动的方面。不过，在有些论文中，为了更好地理解所涉及的问题，提供简要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有些作者愿意把历史方面作为他们所探讨的问题的核心。尽管本论文集中心目的突出，但是，编者若要求各位尊敬的作者——其个人或集体意见对中国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意见一致或风格统一，显然是不礼貌，也不明智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各文间的译名也没有统一。此点在赵元任博士论音乐一文中尤其明显，使用了一套独特的译名，当然不是随意使用，而是有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