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四篇。第一篇为文献篇，主要收录了第二届水文化分会理事会第一次、第二次理事会议和第三、第四次全国水文化研讨会的领导讲话及有关文件。第二篇为经验篇，主要收录了一些将水文化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推进水文化建设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的经验介绍性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是从论文征集中发现的，这些论文参加了评选并获奖，不再收入到论文篇。第三篇论文篇（2004）、第四篇论文篇（2005）是分别从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水文化征文获取的论文中遴选出来的，少数论文虽未在评选中获奖或因收到较晚而未能参加评选，但由文章中有不少的闪光点，所以我们也将其收入了文集。本书所编的论文大体上是以两次征文主题、宏观论述、本地域的实际以及历史水文化角度探讨的顺序编列的。

本书论述了时代精神对边塞诗人的影响。时代精神包括三个方面：进取精神、尚武精神和游侠精神。时代精神对边塞诗人强烈的功业意识和出塞从戒的壮举，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边塞诗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诗人行旅和风物景色等均与地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时期的边塞诗特质不同，其文化环境也有相当的差异。边塞诗的发展脉络体现了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心理变化，初盛唐边塞诗人的昂扬奋发，中晚唐边塞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反思，在边塞诗中都得以了生动形象的反映，尤其是唐代边塞诗中的闺银屏诗形象地再现了闺妇的孤独生活和痛苦情感，以及她们对边塞战争的态度，具有较高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重估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其中，断定现代中国文学“断裂”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声音一直占有相当的分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此的回应虽然不断出现，但似乎都流于为“断裂”而掩饰，这样似乎还不足以直接面对“断裂”之说的挑战，究竟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的“断裂”，我们又当如何来判断这样的现象？本书汇编了当代文学研究名家的精辟论述，系统地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述。

清代礼学复兴，成为18世纪以后儒学思想的主轴。本书讨论18世纪的礼学思想，一方面关注清儒礼学思想与宋明天理观念下礼思想之间的差异，包括原则面与制度面，以观察18世纪礼学思想在前近代史脉络里所可能出现之突破。一方面更注目18世纪知识界对宗法秩序和宗法理念所提出的质疑，这些质疑留下极大的开放空间，令响应成为旧知识转型与新知识援引的多向可能。清代礼学复兴，对儒学思想而言，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的主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型态：经验界的秩序。这种直指经验世界之秩序安排的思想，因其兼具理念与形式，故在展开时，与理学产生必然之歧异。礼与理对话，成为儒学思想的另类交锋。此一儒学型态的开拓，不仅能解答学界极为关切的“礼教议题”，更能呈现礼经、礼制和礼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向的另一章。【作者简介】张寿安，河南省嵩县人。1951年生于台湾省。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中文研究所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1986）。曾任香港浸会大学讲师、美国Seton Hall大学助教授，现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明清学术思想史、礼学思想史。著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龚定庵学术思想研究》，及《清中叶徽州义理学之发展：从戴震、程瑶田到凌廷堪》、《十七世纪中国儒学思想与大众文化间的冲突：以丧葬礼俗为例的探讨》、《礼教与情欲：近代早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冲突》及《清代扬州学派研究之前瞻》等论文二十余篇。1996年并以《以礼代理》一书荣获第一届“中研院”年轻研究人员著作奖。

《百部文化名著导读》是一部以倡导高校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读经典、读原著为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全书精选古今中外文、史、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等学科百部名家名作加以精要评介，并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指导，可作为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大学生的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本书荟萃古今中外的人文社科经典与美文，阐发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思想与精华，尽可能构建一个"人文思想的宽银幕"，从而使人类在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漫漫长途中创造和积累的成果，成为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宝贵精神财富。本书是为切实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水平而进行积极尝试的结果。通观全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独到之处：第一，该书为大学生成人成才推荐了较为全面的阅读文本。第二，该书对“导读”内容作了独具匠心的安排。第三，该书是帮助学生了解名家、修养品德的良师益友。该书对所选经典作家的生活经历和主要成就都给予了较为精要的描述，从而将学习名著与了解名家紧密联系起来，启迪学生以名家为师，领悟做人、做事、做学问之道，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写好自己的一个“人”字。而这正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本书编者希求实现的目标。我也真切希望大学生们能从这本书中获取有益的养料！

司马迁的《史记》为二十五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杰作记述了黄帝的传说、夏商周的更替、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秦的兴亡、汉的崛起等，千百年来广为人们所传诵。《史记》是用纪传体写的，以人物为中心，往往一个故事出现在几个人物的传记中。为了进一步普及这部经典名著，本书从原著中精选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用浅显、通俗的故事形式编写出来，以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需求。

石文化是人类最早最久的文化。人类生活的最早阶段便和石不能离，在发明金属材料前的二三百万年间，就是漫长的石器时代。从器用至装饰、赏玩，均以石为材料。原始人类的图画和文学符号是镌刻在石壁上的，最早的礼器是石刻的圭臬斗柄；言乐器，石是古代的八音之一；石可验天象，谚有“础润而雨”及“风欲起而石燕飞”；石可作符玺，合璧分牒以昭信。要之，石与人类文明同步。顾鸣塘此书虽非历代文人爱石蓄石之专史，然采撷古来文化名流耽情此道之佳话轶闻差备，可觇见文化风习；虽非志石品之专书，但对奇石之品质产地，叙录亦颇详赡，因专注赏玩，故文房砚具如端溪歙石、印章佳石如寿山青田皆不与焉。

“五四”运动以来，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众多学者质疑，甚至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历史绵延五千余载，亦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我们该如何更恰当公允地评价中华源头文化，并以祖先的业绩为民族进步之动力，让中华文化实现新的飞跃？作者刘明武本是科学工作者，他以独特的视野探悉中华原典，发现了别人不易察觉的问题，他眼中的中华源头文化与我们的普遍认识有不小的反差。跟随他的视线，重温尘封的典籍，在争鸣之后进行理智的思考，或许我们能重新理解中华源头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意义。

易学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的笺注之学，用当今西方用语说是诠释学（或解释学）。说它是诠释学是因为易学以传注、说解、笺疏、释疑、考证等为主要形式理解和解释《周易》文本，探寻《周易》作者意识到的和未意识到的思想或义理，这种注释不仅着眼于《周易》的字词句的意义，即通过训诂对《周易》进行语言和意义的转换，简单地复制、转述《周易》本义和再现作者的生活世界，而且在此基础上依据解释者的知识和体验。对《周易》文本进行再创造，使其意义得到拓展和升华，达到更好理解作者思想的目的。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生活在春秋时的孔子及儒家在传授、整理《周易》时，首先把它视为诠释的对像，以儒家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对《周易》成书（包括成书的过程和时间、作者）、主要概念、符号系统、思想内容、卦爻辞、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在保持对像性质不变的大前提下，极大限度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的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开了易学诠释学的先河。

近20年，我在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化圈及其分布特点时，特别喜欢阅读有关民族史或民族志的书籍。为了弄清楚一个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不得不在众说纷纭的考证中努力判断令人信服的史论。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有两种感受让我难以释怀。我的第一种感受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族源，特别是了解那些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历史，只能通过汉文典籍中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记载辨认或推断。某一种说法把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支系归入某一个更大一些的有“虫”字代码的“南蛮”族群里，另一种说法又有可能把它归入另外一个大一些的有“犭”（犬）字代码的“北狄”族群里，于是这个民族的族属似乎总是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甚至是以弱势族群的“卑贱”身份总是处于主体民族的边缘和附属的低下地位。于是，在所谓的正史中他们总是受到歧视。我的第二种感受是：一个受到歧视被迫难以生存的弱小民族，总是不顾一切地经过艰难险阻寻找自己族群可以活下去的生存空间，尽管这些空间经常处于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跋山涉水坚持维护自己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为此，这些民族几乎都有一部悲壮的民族大迁徙的血泪史，可歌可泣，让我不能不肃然起敬。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正以国家工程的实施规模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其中民俗学者责无旁贷的工作之一就是发挥指导性和示范性的作用。参与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的田野普查工作，进行有关各民族的文献资料的梳理编纂，撰写调查研究的科学著作文本，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像《畲族民间文化》这样的著作，就是既有对畲族史料的梳理辨正，又有对畲族民间文化所有表达形式的调查评介与分析，更有对畲族文化做出的全面整体的价值评估和科学判断。这种民族史、民俗志、民间文化论三位一体的科学文本，应该被认定为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的指导性、示范性的一种科学范本。我认为，像《畲族民间文化》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分量很重的学术著作，也是保护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指导手册。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必将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