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月一辑的《读库》系列丛书出版已近六年，以“有趣、有料、有种”的内容，精当的编排手段，厚重大气的装帧设计，扎实精致的印制质量，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发行量稳步攀升，并被誉为“最具含金量的Mook出版物”，屡年获得各大媒体的年度好书奖项。

很偶然的，台北的杨照、香港的马家辉、深圳的胡洪侠相互认识了，很凑巧，他们都生于1963年。三个老男人于是开始谋划：既然三个人来自三地，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大为不同，如果选择一些共同的日常词汇或话题，三个人各写一篇文章，一定很有意思。单独看某一个人的文章可能觉不出什么，如果三篇对照起来看，可能意义就不一样了。《对照记@1963》精选华人社会五十年来三十个日常生活词汇以各自差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写出共同话题下三人的切身故事，于互相对照中道出半个世纪两岸三地的沧桑变化。

《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着力评述了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化界的20多位文化名人，如韩寒、郭敬明、余秋雨、张艺谋、赵本山、许知远、胡舒立、方舟子、于丹、秦晖、茅于轼，介绍了其主要经历、成就、个性和各方评议等，重点分析了他们的“本质面目”及其时代价值，借此略窥我们的时代真相、时代精神，探寻我们个人、社会的发展道路。在写作风格上，《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力求做到“有思想、有学理、有文采、有感情、有幽默及有时代气息”。

出生于延安窑洞的作者随父母一路迁徙，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代初结束了和童年玩伴不断告别的日子，暂居于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中央美院宿舍。童年时期的生活和见闻，那些可爱的教授先生们的趣事，不知所踪的民间艺人，那些暑假前后的玩乐日子，院子里的家家花丛，那些大人们的悄声耳语，中央美院礼堂里像晾衣服一样挂满的大字报，还有隔壁“童话楼”里有恩于新政权的党国元老的命运……成了张郎郎长大以后挥之不去的记忆。作为“当代华语世界里硕果仅存的鼓书艺人”，张郎郎以举重若轻、泪中带笑的笔调，描绘了那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和此前此后的故事，为那段特殊岁月写下了不同寻常的文学证词。

《突然走到了西藏》本书是演艺界实力及偶像派代表人物陈坤的处女作，公益活动“行走的力量”西藏行走的文化随笔作品。通过对其童年时期、大学时代、演艺阶段、行走西藏等不同经历的真实回顾，以“行走”为线索，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人生的行走中，读者可以看到陈坤的内心从脆弱到强大的转变过程。最后是参与“西藏行走”的学生日记，以大学生的视角来呈现一个真实的陈坤。看完《突然走到了西藏》你会认识一个真实的陈坤。陈坤：星星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为何能在天空发出光芒？因为折射了恒星的光线，这颗恒星，也许就是我们的赤子之心。以这样的心去行走，去承担。

《礼品装家庭必读书：茶道·茶经（套装共6册）》从茶的历史、茶的艺术、茶的功用、茶的风情四个方面对“茶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其后还附有陆羽的《茶经》等。

《夜晚的书斋》是“文雅的疯狂”丛书的最新一种，作者大学问家曼古埃尔就15个有关书斋和图书馆的专题漫谈式地向我们讲述有关书斋的一切。曼古埃尔在法国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书斋。夜深人静时，书斋里灯火通明，他便从白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被那隐隐闪光的字母发出的神秘法术召唤、引诱到某一卷某一页面前。从早已消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博尔赫斯的神秘虚构——一个收藏无尽、完美无缺的图书馆，再从1523年米开朗基罗创建洛伦佐图书馆时匠心独具的阶梯设计，到“二战”集中营里只有八本书的秘密儿童书库，曼古埃尔带领我们走过了一条关于书的时光隧道……

《信与思》力图以信入思、以思入信，令信与思对话。要么是文化热点之冷思，要么是好书或佳片之深耕，要么是文学、文化之灵性探秘，带超越眼光，以属灵视角看属世万象，为无信世界添灵性，为少思时代加慎审，为文化和知识补魂魄和尊贵，凸显学者的“人间情怀”。

在平凡书店中发现非凡在非凡书店中发现平凡《书店传奇》就是在平凡书店中发现非凡、在非凡书店中发现平凡。每家书店无论规模小或大、历史短或长，皆有一些属于她们独特的故事、一些让人感动的片段。它们可能发生在两百五十年历史的英国伦敦老店，也可能来自大楼角落中不起眼的一家小摊。本书是作者遨游英美书世界的一连串书店奇遇记，也是多年来积累的传奇故事集；在她的引领下，我们不仅欣赏一幅幅书店风景，进入书天堂，更从中领略到不同的人生况味、趣味与品味。此次简体中文版首度在大陆出版，与《书店风景》及《书天堂》（增订版）统一风格，构成美轮美奂的“书话三部曲”，是爱书人的必藏佳品。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至1950年3月1日于台北宣布复职，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期间，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飘零迁台。1949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待。当时朝鲜战争未起，海峡对岸军队随时可以渡海，台湾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之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后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虽然最后无力回天，但牵制彼军数月，让国民党军有时间迁台，期间曾数度提出“局部和平”。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或老死异土，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回台湾，是报到归队。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作为一位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其国，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中华台湾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民国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蒋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