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804》曾刊发《电影编剧的秘密》一文，芦苇、王天兵从类型与艺术的关系切入，回顾了芦苇如何从写作类型片《疯狂的代价》起步，直到创作出《霸王别姬》的编剧历程。该文反响异常热烈，两位老师也一发不可收，延续上次谈话的话题，又做了一次深入访谈，从芦苇《霸王别姬》之后的从影经历开始，回顾了他过去十五年的职业生涯，谈话内容侧重电影编剧技巧，包括几部未能面世的电影剧本。《我是六零后》是荆方女士的图文作品。在审校过程中，几位老师均表示，写的文字比画的画儿好看。等书印出来——这些绘画全部彩印，看到的人又说，画得真好看。好看的并不是作者的功底，而是画中无所不在的生活细节。北京奥运会期间，画家苏坚为四位奥运民工入画。他把画作取名为《他们》，他希望强调的是——这些民工被隔阂于另一世界，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苏坚许了一个愿：如果这幅画卖出去，就请大家在北京看奥运会，住宾馆，吃大餐。这件事儿最终得以实现，四个民工看奥运，也成为一众媒体报道的热点。《他们》一文，则以开阔的视角捡拾了这一事件的纵深背景，让我们看到“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集《大教堂》在2008年出版了中文版，一帮迷恋“极简主义小说”的读者雀跃不已——尽管卡佛本人并不喜欢“极简主义”这个标签。本辑《读库》做了一个卡佛专题，《一座墓园，两个女人》讲了卡佛的生命八卦和题外话，《刻小说的人》则侧重卡佛的创作和文学主张：“我不喜欢写作中的不诚实，我不喜欢玩儿花招。我喜欢那些讲得很好、很诚实的故事。”《对梦境的蓄意投奔》一文，节选自祝勇老师的著作《反阅读》。鲁迅在“文革”期间，成为声望仅次于毛泽东的人。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介入”“文革”。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普遍噤若寒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鲁迅先生最为忙碌的年代，他在“文化革命”的各条战线上疲于奔命。余秋雨老师的一篇署名文章说：（鲁迅）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既不同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同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论经历革命风涛之多，积累斗争经验之丰富，能与鲁迅相比的人，并不很多。但鲁迅却不沉耽于经验之中，而是为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不断学习，努力把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到马列主义真理的高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正因为如此，他所学得的马列主义，也就不是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教条，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身边的现实斗争和他自己的思想实际紧紧扭结在一起，新鲜活泼，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祝勇老师从文本的角度阐释了《野草》：《野草》是鲁迅为政治阐释预留的一块绊脚石。从本辑《读库》开始，我们开始联系连载张铁志老师的一个系列，按历史顺序写二十世纪的抗议歌手。《昨夜我梦见了乔希尔》是首篇。他根据琼·贝兹一首歌的意境写道：昨夜我梦见了乔希尔，那个二十世纪初惨死的工运歌手。眼前的他虽然浑身是血，但却显得精神饱满、眼中充满斗志，彷佛正要前往一场激烈的抗争。我惊讶地说：“乔，你不是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吗？”长期待在矿场和其它工厂而显得粗砺黝黑的他，缓缓地说出：“不，我从来没有死。”“可是，可是那些贪婪的铜矿财主们不是枪杀了你吗？”我说。“枪是杀不了一个人的。我从来没被他们打死。”他说。“你知道，”乔微笑着说，“凡是没被他们击倒的人，都会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去组织更多人。而我，不会这样就死去的。”特别值得推荐的是本辑《读库》的藏书票，由姬炤华绘制，内容既古典，又魔幻。绘画方法是传统的工笔技法，材料却是水彩，纸用英国的手工水彩纸。今年的六辑《读库》，将全部采用他创作的这一系列做藏书票。

《空谷幽兰》多采用白描的手法，自由随性，又极富感染力。对于历史传说和各种史籍的引用，充分显示出作者本人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的叙述又能带领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美国式幽默，常常令人会心一笑。《空谷幽兰》中穿插了数十幅风景优美的摄影作品，这都是作者的好友、美国著名摄影家史蒂芬·R.约翰逊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在困扰着比尔·波特的问题。因此，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无限向往，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复兴之旅”。

《听余秋雨讲文化》作者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相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区域历史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意蕴，以及人格的构成与人生的真谛。他用冰冷的手笔却并不冰冷的文字将地理写成了历史，将历史写成了文学，又将文学写成了最最直白的感受。他不是一个批判家，却无情地在文字间批判着现实社会的残酷无情；他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却用敏锐的目光把历史拉回现实，把现实拽向未来；他只是一个文化人，用文化人的细腻感受去体会这人类的天空下遗留下来的魅力、辉煌、丑陋、卑劣……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乳交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的精神享受。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已经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如果读者对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还有质疑，那么就请从《听余秋雨讲文化》开始——翻开第一页，从《听余秋雨讲文化》对余秋雨作品零星片语的撷取中，用心去鉴赏、去感悟、去摸索知识以外的文化内涵。

星云大师，1927年生，江都人。1967年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业，并手拟规章制度，将佛教带往现代化的新里程碑。先后在台湾创办医院和慈善机构，在世界各地创建多所寺院道场、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及幼稚园、中小学以至大学等。1992年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任世界总会会长，于五大洲成立220个协会及各个分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大师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禅话》、《佛学教科书》、《金刚经讲话》、《佛光菜根谭》等等，被翻译成27种语言，流布世界各地。“扬州讲坛”是经扬州市领导与星云大师共同商定，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的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在新落成的鉴真图书馆，面向全社会开讲。主讲者多是星云大师直接邀请的中国文化界的名家名嘴。开讲以来，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是一本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兼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化专著。全书用朴实平易的语言，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论述了儒教、道教、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作者马福贞同志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任务，多年来勤奋思考和刻苦研究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极其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远古的传承，也有民族融合、同化和中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而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强固而深远。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儒教、道教、佛教和中国境内的基督教文化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该命题虽不无偏颇之嫌，却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将宗教的作用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体育史话-中华文明史话》内容包括先秦体育、秦汉体育、魏普南北朝体育、唐代体育、两宋体育、辽金元体育、明清体育等。

《长城史话：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在首先注重知识准确性的基础上，编撰者还力求使文字叙述生动、规范，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内容则注重富有情趣，具有灵动的时代色彩，希望能够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时代性于一体；选题则努力契合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同时选配较多图片，彩色印刷，帮助读者更为真切地贴近历史。生活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而来学习久已逝去的历史知识，经常会有人提出为什么要读这些书籍的问题。中国古代士大夫对历史知识价值的阐释，是“以史为鉴”，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处理政务时借鉴历史的经验。历史知识这一功能，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并不是与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对于大多数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我想，历史知识虽然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服穿，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营养要素。读史会使人们的头脑更为健全，智慧更为发达，情操更为高洁，趣味也更为丰富。

这套《中华文明史话》彩图普及丛书，注重知识准确性，文字叙述生动、规范，深入浅出，引入入胜；内容则注重富有情趣，具有灵动的时代色彩，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时代性于一体；契合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同时选配较多图片，彩色印刷，帮助读者更为真切地贴近历史。

现代的翻译理论流派很多，这些理论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对翻译现象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但是理论的最后落脚点还是用其来审视过去、指导现在、展望将来。“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上，我们要针对本土文化的特点，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使翻译研究从封闭的、狭隘的小圈子走向与现代学科结合的道路，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动态地研究归化异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求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翻译策略，以达到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目的。”《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一书正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饮食特点，或者说有不同的饮食文化。而且，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与该民族文化的联系又是极其密切的。这一点，越是年代久远，越显得格外重要。中国饮食文化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孙中山先生曾经比较中国与西方饮食文化：“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开明各国所不及。中国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百年前的论述，虽然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基本判断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