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普斯科预言》时代的来临，可称得上是人类进入下一个千年的重要启示，身处于这个世纪末的任何一个个人，组织或是政府，都无法回避这场临将横扫整个世界的强烈变革。暂时抛开立场，摒除成见，细细品味这个新预言的真正涵义，我们所遭遇的未来，与我们先辈们当初从农业时代转变到汽车工业时代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能深刻把握住这个前提和认识，我们便更容易了解将要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种种变化。下一个世纪，我们将超越软件及硬件的时代，迈入网络体的世界，这种改变将带给社会的是毁灭还是成功？要看我们是否能够集合力量，创造信任。如果没有信任，这个靠无形的智慧为血脉的新纪济体系将无法运行。网络智慧新纪元已经曙光初露，这个新时代带来了新的经济体系，新的政治架构及新的社会形态。企业将要转型，政府将被改造，个人将要重新塑造自己。

本书所探讨的一些问题并不单单是女性的专利，男人也会碰到相同的困扰。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男人是被鼓励拥有成就的，在竞争中，男人对采取行动有所困难的例子比女人要少得多。从另一方面来看，具有行为动机的女性在采取行动上遇到的困难，虽然个别情形均有差异，但仍有许多想念之处，许多问题甚至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这些共有的特点就成为本书评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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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通过列举不同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性格。史密斯以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经验为基础，诚实而仔细地分析了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他为中国人归纳了20多种性格特征，有褒有贬，而且很容易看到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读者看中国人的性格，也就会有多种多样的中国人的性格。正是雅瑟·亨·史密斯的孜孜以求，他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引起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深深的思考：我们中国人到底具有怎样的性格……

辑印在这本集子里的，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 ，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只欣赏明星运动员和演艺人员，重金礼聘，而其他同台献技者收与地位支微不足道，如今这种潮流已经显著地左右了经济格局，同样的境遇已经延伸到司法、医学、高等教育、银行投资、时装、出版、媒体和企业管理人员领域，这些待业中的人，知识技艺差距无几，所得却有天壤之别。坐视赢家通吃的现象，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将日益贫瘠单一，太多的精力将耗费在对社会无益的行业，这是你、我共同面临的危机，该如何因应？如何扭转？

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是一部以分析他那个时代的特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哲学著作，它标志着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一个发展阶段。这部著作的内容是费希特在柏林于1804年11月至1805年3月做过的十七次演进，他在付印前又增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在他的听众中真正的哲学家与教授并不多，而绝大部分是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其他行业的人士，或者像《上德意志文汇报》的报导的说，是“一些最体面的人物和女士”，费希特的讲话坚持自己的原则，又不过分刺激他的听众，他抱着他那发扬理性主义、促进人类文明事业的信念、以洋溢的热情和感人的言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寄望于他有教养的听众能消除恶贯满盈、麻木不仁的现状，而进入自由、纯粹的精神境界。

一把青春快刀满纸英风豪气关注生命的鲜活和心灵的自由在幽默中裸露人生和生存的真实境况，写给关爱自己和世界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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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英雄与英雄宗拜》是根据美国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出版的The Riverside Literature Series中的版本翻译的。原书由耶鲁大学英文教授John Chester Adams 编辑，附有极详尽的注释并一篇长序；序文介绍卡莱尔的生平、《英雄与英雄崇拜》的风格和卡莱尔的“英雄观”。译本中将Adams的注释全部采用，别外加添译者的几个注释，均注明“译者注”。Adams的长序也全部译出，译者别列卡莱尔的全部著作及出版年月于序文后，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