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文学观念的变化之二：改变了中国文学自我优越感的偏见，自觉地以欧美和日本文学为榜样，进行文学革新。鸦片战争后，士大夫看到清王朝在军事上吃了败仗，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就当时士大夫普遍的文化心态而言，他们认识西方有一个过程。开始认为西方只是声光电化、机器制造等自然科学发达；继而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学说的先进；但对于西方文学则认为并无可观。曼殊（梁启勋）说：“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①南社诗人冯平在《梦罗浮馆词集·序》中又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士，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之诗，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姜夔）诸先哲远甚也。”②这还是处于封闭环境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优越感的旧观念，他们只知中国有司马迁、韩愈，有李白、杜甫，有曹雪芹、蒲松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并不了解外国文学，更缺乏对外国文学思想内容和美学价值的研究，因此对西方文学先进的思想与卓越的艺术技巧缺乏认识，从而形成了一种夜郎自大、夷不如夏的思维定势。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生活在封闭状态下的知识分子自身知识结构和艺术视野的局限所致。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西方文学的真谛。如所周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能读外国文学原著的人很少，初期的文学翻译又只是注意故事情节的叙述，作品中大量的艺术精华（如心理描写、自然环境描写、肖像描写等）被删掉。就连这样的被误译、被删节的作品，一是他们并非都能读到，二是受传统审美趣味、审美习惯的影响，许多读者也未必能欣赏其艺术奥妙。一句话，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并不大了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翻译文学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冲破封闭的文化环境，放眼世界文学。他们逐步认识到西方文学的思想光辉和艺术力量，开始发现西方文学也有优于中国文学的地方。较早认识到这点的是梁启超、林纾和周桂笙等人。

本书主要讨论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首先介绍以礼代理思想，再次说明嘉道间崇礼思想之蔚起，并分析此一崇礼思想与当时理学界产生之争辩，最后讨论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以证明清学在思想与经世间的联系性。<

本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直觉思维与直觉语词入手，通过孔孟、庄老、韩非子等诸子学说之核心与西方柏拉图、荣格、赫斯、笛卡儿、洛克、胡塞儿、海德格尔、尼采等学说中看似类似、其实迥然不同的思维之比较，揭示出不同的文化和思维对不同民族的发展可起的作用。中国文化的思维特性是自觉，由此注重的是圆和融通；西方的思维特性是理性，是思辨，是哲学上两重世界的分裂。所以，中国发达的是恒学和美学，却无法催生出现代工业和法制。因此，在比较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是大有益处的。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卷首语[中]乐黛云[法]阿兰？李比雄新世纪第一个春天，欧洲跨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中心和中国文化书院共同举办了“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二十余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他们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对会议主题发表意见。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互惠问题。法国物理学家勒布隆提出技术更新之快使人们逐渐失去对其社会功能进行思考的时间，单纯的技术应用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成为比科学本身更受关注的事情，这不能不导致社会的深刻危机；会议一致认同自然科学离开了人文精神的指引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灾难。第二，不同文化之间知识的互惠问题。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首先提出权力造成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分野，弱势文化群体不但成为强势文化进行知识征服的对象，而且会在缺乏自信的心态之下将主动的知识吸纳过程转变为自我强加的过程，因此很难作到真正的互惠。伦敦大学人类学家真列教授进一步回应说，知识“互惠”并不是作为确定的必然结局，而是作为以平等为前提讨论的结果，它不会轻易落实在现实中，而要靠人们的不懈努力。我们在这里发表了会议的详细纪要和几位教授的专题发言。本期发表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和美国哲学家郝大维合写的《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2001年度北京大学蔡元培学术讲座讲稿）也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互惠认知的范例；陈来教授为本期所写的有关《孔子哲学思微》的书评则进一步阐述了互惠认知的一些重要原则；中国人类基因组主任杨焕明博士所写的《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一文更是一篇充满睿智的、有关人文精神与科学知识互惠认知的重要论文。哈贝马斯访问中国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反映也各有不同。刚从哈贝马斯的学术根据地法兰克福研究所访学归来的曹卫东先生一直随同并担任翻译，作为第一手材料这里刊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宾教授担任中方项目主持人的跨文化研究项目“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经过数年努力已初见成果，本刊过去已登载过《经验》《自然》等研究文章，现发表林岗教授的《美》。另外，杨荣国教授的《真》、叶舒宪教授的《善》，也将陆续刊载。杜小真教授曾为本刊写过有关勒维纳斯伦理与无限）的书评，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勒维纳斯是法国最优秀的研究犹太经典（塔木德）的专家。这次，本刊特发表杜小真教授和勒维纳斯最好的朋友马勒卡教授讨论犹太教和勒维纳斯的对话，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十分重要但尚觉陌生的犹太文化的更多关注。目录卷首语[中]乐黛云[法]阿兰？李比雄（3）科学与人文并存还是消亡？――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法]让―马克？莱维？勒布隆（1）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再论自然与人为杨焕明（10）前沿碰撞“那里有一些火炭，我只不过在上面吹了口气”――关于犹太教和勒维纳斯的对话[法]马勒卡/杜小真（23）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美]安乐哲[美]郝大维（36）哈贝马斯的文化间性――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曹卫东（51）圆桌会议“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赵嘉整理（62）自我？他者？虚己[英]柯西莫？真列（70）关于“互动认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法]阿兰？李比雄（74）从“天下”到“国族”――兼及“互惠理解”王铭铭（79）海外专递传统：演进还是革命――论当代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倾向[法]金丝燕（90）学海钩沉叔本华思想中的东方因素汤用彤（114）古典新读“礼治”与“法治”――兼论罪感与耻感伍晓明（123）新论快览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美林岗（135）说东道西别了，镀金时代――兼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张威（162）历史回眸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美]史景迁（169）要籍时评比较哲学视野中的“思考”――从《ThinkingThroughConfucius》的译名说起陈来（188）

同情心是我们抵御非人性的堡垒。我们的文明史不仅同压制和扭曲同情心交织在一起，而且对同情心的压榨和扭曲也是文明史的基础。这本书的宗旨就是要介绍同情心的历史、其发展和命运。

这部充满魅力的著作把原始的暴力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古老形式加以研究。它是匪徒史研究的出发点。书中引用了大量以匪徒为主角的民谣和传说故事，一方面意在追溯匪徒现象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要看看在农村生活的大舞台上，匪徒们在歧路上究竟走了多远。作者的目的不是要对个体或小型武装行动在当前的复活给予理论上的论证，或对其政治效果进行评价，而是旨在通过分析他们与侠盗之间的区别与共性，深入研究古典传统与行为方式在当代工业社会的传承。作者从民谣、传说和电影的历史背景中获得灵感，他的例证贯穿了最近四百年的历史，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匪徒史。

了解－个人需要多少时间？了解一个人群需要多少时间？一个人会不会因力渐渐了解了另一个人而被牵扯一份感情和精力，忍不住为他（她）担忧？我会不会因为了解了一个比我年轻、生活在更加开放的时代的人群中一部分人的生存和情感状态而变得忧虑或者有些愤世嫉俗？这是我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会不自觉地提给自己的问题。 大约在4年以前，也就是《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一》出版的时候，我开始正式把“新生代”作为一个定向的受访者群体。那时候，我自己对“新生代”这个说法还存有一定的质疑。按照通常的年龄划分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被称为“中国新生代”，而在日本、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更多时候是将这个人群定义为“新新人类”。就我国而言，出生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人，当以数亿计。我们很难对这一广大群体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做出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括。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生长在不同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中的同一代人，往往会形成迥然相异的人生态度。 第一次得知“新新人类”这个词，是从一个在1998年7月初接受我采访的19岁女孩子口中听到的。她的经历给了我很大震动。她来自北京的一个单亲家庭，跟着母亲生活。

沈宏菲如是说：时髦就像毛发，常常要在失去了以后才能被真切地感觉到。汉字中的“髦”，初指毛发，后来演变为杰出人物的代称，即“士之俊选者皆譬为名焉”以及“士中之俊，如髦中之毛”——当然，他们全部都是男性。因此，所谓“时髦”的意思，即某个特定时代或特定语境之下的“成功人士”（髦士）及其倡导的一种风气。喜读《写食主义》的各位看官请注意了，且看沈宏菲在本书中梳理、调侃我们时代无数时髦的细枝蔓节……

没有哪个年代的爱情是不存在流行趋势的，每一个年代都有那个年代独特的爱情——即使是反叛或另类，也是那个年代才会有的反叛或另类。没有哪一场爱情流行趋势是不受社会其他潮流影响的，同时，每一个时代的爱情又影响或改变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种种言行。20年来，我们的爱情也在与国际接轨，接轨的速度与接的入口匪夷所思，以致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细细打量爱情时，发现它已面目全非。

收入《思想的踪迹：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的文章大多是作者在东京的两年中写成的。这两年在东京的生活对于作者是难得的经验。作者当然跨出了过去的生活的界限，远离了似乎始终躁动不宁的北京，有了一种相对悠闲的生活，有了较为宁静地思考的时间。其实这些思想未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都是面对着具体情境的反应；未必是高蹈永恒的探索，却也是此时此地的坚持。它们是一个批评者面对世界的种种关切、想像、感情的见证。其中的片断的想法只是在世界的大变局中一个渺小的边缘人的微不足道的感慨，它虽然无足轻重，却也不可以轻易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