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之研究》从传统与现代这一大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了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影响。从促成影响发生的主要因素、影响的主要特征、学科的奠基、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的“中间人”对王国维、梁启超文艺思想和美学话语的影响进行了专门考察，并分别对日本近代几位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家进行了追述，梳理了中日近代“美学”、“美术”、“文艺学”、“文艺美学”等一些重要概念形成的过程；最后则考察了日本的中介因素对中国艺术史写作模式的影响。

《在张力中思索》的几场讲演就是在上述三种张力中展开的。在今天，谈文化问题离不开现实问题，而谈现实问题又只有通过中西、古今、现实与理想的对比才能深入。自从1980年代起，我研究中西文化比较这个课题已有二十多年了，我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借鉴西方文化来批判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用这种方式促进中西文化的互相了解和中国文化的提升。这种提升，也可以说是“弘扬”。弘扬不是口头上鼓噪和宣传的事，而是需要身体力行地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中国文化有多大的生命力，就看她能否雍容大度地吸收异己文化的因素来营养自身，通过新陈代谢而排除毒素，更新自身。我把这叫作“新批判主义”，并认为这是整个21世纪中国人所必须完成的一件世纪工程。

2008年夏，缘于一些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日本友人的倡议发起，并获得中国方面的积极支持，一群年轻的日本学生在他们的师长带领下，沿着鉴真当年东渡赴日的路线，由日本到中国反向而行，进行了一次“逆鉴真东渡之旅”。事后，许多参与者纷纷撰文畅谈感想。《重返鉴真路》既是这些文章的汇编，并收录约50篇文章。

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和比较文学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科体系走向成熟，学理逻辑不断完善，并逐渐形成和谐、开放、对话的理论氛围。20多年的理论步履需要总结，现实的理论问题需要讨论，未来的理论发展期待创新与突破。本期是《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8期，主要对汶川地震与文化遗产保护、后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新译作了集中讨论。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增订版）》从对中国古代两位“连体”作家韩愈和欧阳修文风的分析入手，将审美分析与文化透视相结合，由此及彼，具体而微，步步推进地探讨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南北文化的差异问题。《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增订版）》视野开阔，新意迭见，不少观点在相关的学术领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作者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多学科、多层次地探讨了韩愈、欧阳修散文风格的互异现象和原因，并着重探讨了形成他们散文不同风格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渊源，揭示了联结中华民族的南北文化心理结构。附录的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作者作了句读和注释。

中日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文化上的共同点有目共睹，在文字、饮食等习俗中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在经济交往中的地位不可小觑，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文因素也应重视。因不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而致使外商投资项目泡汤的事曾有耳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企业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开发别国市场，对当地文化的理解这一环节不能少。

《国人必知的2300个文化常识》浓缩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精粹，从思想哲学讲到政治经济，从文学艺术讲到科学教育，又从天文地理、宗教信仰讲到民俗礼仪。掀开此书，让我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受哲学大师的熏陶，接受文学艺术的洗礼，探索宇宙的奥妙，欣赏异国风情，尽享饕餮盛宴……。

《另类立场：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主要内容包括：这个世界已去中心化了吗？——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全球化、现代性的焦虑——当代中国全球化具象的符号学分析、现代性反思、重构中国现代性历程、詹明信的毛泽东情结、全球化与中国——试论另类现代性、“我们的现代性”——中国与新社会主义构想、移位、转换、杂合：翻译与中国现代性、后殖民批判、后殖民主义问题再思考、文化他者与差异话语、霍米·巴巴与边界透视等。

本书为“中国当代美术战略研讨文丛”中的一本。全书分为导论、笔谈、讨论、个案以及相关链接五部分，主要论述了现代性与文化交流的“逆差”，品牌的焦虑，中国画的品牌化之路，留学：一种文化交流状态，文化”入超”语境中的中国动漫，法国的印象派与我们的印象派——试析中法文化交流中“逆差”现象的根源等内容。

我的研究以俄文资料为主，在国内很难找到，多亏一位俄罗斯友人鼎力相助，他便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BopHcPM巾THH）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异国老人总是有求必应。他不辞辛苦，为我复制了18和19世纪的大量珍贵文献，更令我惊喜和感动的是，其中有很多资料是他主动为我搜寻的。2003年，李先生在来华接受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期间拨冗仔细审阅了《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初稿。而后，李先生依然时常雪中送炭，促使我不断完善书稿，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