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站在新世纪美学——感性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和中国古代审丑学思想，从先锋文艺的发生背景、美学取向、形式特征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艺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该书认为，世纪之交的先锋文艺改变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文艺发展之路，一改中国在虚假基础上的瞒和骗的文艺，其所提供的审美视角和经验在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感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对先锋文艺的偏执倾向也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该著观点新颖、大胆，敢于突破旧说，具有新锐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扎实的学风，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先锋文艺美学特质的理论专著。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是作者近些年来研究有关胡适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思想文化在书名中被拆成两节——胡适思想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好理解，无须多说；而胡适思想的解题需要费些笔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几千万文字进入历史档案，但对胡适思想的诠释仍没有多少头绪与条理。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批倒胡适就必须批臭其思想，否定胡适就意味着把胡适思想扫地历史的垃圾堆。——胡适与他的思想正是相联一体、血肉不分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中所收文章展示的正是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特定联系和内在统一。至于胡适思想本身的哲学学理的探索寻绎或者条分缕析，则可参阅《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附录中的《论胡适思想的奠基》一文。尽管胡适思想孕育成熟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它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内核仍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找到其一脉相承的合理因素。

在“创新”的声音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上海文庙管理处聚集的一批有识之士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儒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创新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前提。“不创新，毋宁死。”可是，任何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假如说前人是100，那么，创新就是“100+1”。没有研究过前人成果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可言的。不了解前人的成就，而声称创新，那不是夜郎自大，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现在人们的历史兴趣在淡化。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殊不知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创新。君不见在收入《与孔子对话》一书的论文中，不也有很多闪闪发光的新思想、新见解吗？能否创新不取决于研究对象，而取决于研究者刻苦钻研的程度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儒学是儒家的创造。在儒学提出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熠熠生辉。现在举国上下都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谐社会说一千，道一万，概括起来无非是人与社会互相融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实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能从儒学那里得到借鉴，找到先声夺人的警句。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不就是在提倡“和”吗？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看！孟子把“人和”提到何等高的位置！现在我们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把“以人为本”异化为“以‘己’为本”，歪曲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老实说，这种做法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开明。《论语》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问：那些贪污受贿、挥霍无度、搜刮民脂民膏的达官贵人，你知道现在还有“连喷嚏也打不起”（即感冒没钱看病）的贫困群体吗？你“欲立”怎么就忘了“立人”了呢？你“欲达”怎么就忘了“达人”了呢？当前中国犯罪的一大特征是：家族犯罪。对于一些犯罪的高官来讲，高官还在“双规”，尚未逮捕，而妻儿已经锒铛入狱。为什么？因为他们奉行的是“老子发财儿有钱”的封建血统论，而不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继承过去，是为了推动今天。研究儒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与孔子对话》一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古为今用，有助于和谐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光辉的现实。

诗歌是人类情动于中时最好的宣泄方式，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和追求，只要人类有感情、有憧憬就有诗歌。中国是诗歌的大国。本书作者从纵向勾勤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概况;其资又从诗歌的“言志”“传情”“写景”三方面阐释了诗歌与人生的关系。人类的情感，古今并无不同。如今的读者依然能够从古代诗歌中找到各种感情共鸣对心灵的慰籍。

本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作者连阔如是我国著名的评书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他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1938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共三集。这本书除了介绍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等地的变迁以及艺人小传、艺人生活状况外，还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记述和揭露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颗正直善良的心，他同江湖上的一些人又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能透彻地了解江湖内幕，并勇敢地将它书写出来，公之于众，且该书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真实可信，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连阔如（1903-1971）原名毕连寿，号仲三。笔名云游客。北京人。1927年的时候拜李杰恩学评书，擅说《三国》、《东周列国志》、《西汉》、《东汉》、《隋唐》。精通历史，对陈寿的《三国志》倒背如流，家藏各朝代《三国演义》的版本有四十余种。与历史学家过从甚密，细心研究，对三国演义中大小事件，各个人物加以点评，恰到好处，书中的诗词歌赋背诵讲解。曾参加过北平市的曲艺工会。1933年开始在天津的《时言报》、《民声报》、《立言报》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北平、天津等地说书，并开展广告业务。曾应尚小云的邀请，为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说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戏剧界艺人讲习班主任委员。创立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自任社长。1951年任赴朝鲜慰问团戏曲服务队大队长。归国后多次到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科学院讲学。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曲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任理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职。连阔如的评书章法严密、嗓亮音宽、气魄宏大，尤重讲评，并著有《江湖丛谈》一书，记录了北方江湖艺人和平民市场的大量资料。其《东汉》的打功、《水浒》的民俗、《三国》的讲评，成为"连派"评书的三大代表。被喻为“既有学者风范，又有诗人气质”的一代评书大师，创立了以说史为主、自成一体的连派风格，一直享有“净街净巷连阔如，家家户户听评书”的美誉。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在一个物质主义压倒一切的社会里，弗兰克·富里迪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不让人意外。物质主义必然带来庸人主义、工具主义的盛行，在这个文化不断媚俗和普遍“弱智化”的时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会越来越少，用中国式的新词汇来说，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知道分子”。生活在英国的弗兰克·富里迪写下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之一是要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他首先给庸人[Philistine]下了个定义：“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在庸人主义泛滥，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之后，传统的启蒙精神、理性主义的退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时代，继续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己任，坚持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是这个时代不再需要知识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各种知识贩子、知识机构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向人们兜售各种各样的知识，然而所有知识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变得越来越琐碎，一句话，知识正沦为物质的奴隶。

超级女声已经不只是一个娱乐节目，它浸入了生活，唤醒了参与，影响了社会，那么，它到底带来了什么？王石（企业家）：“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式明星梦在中国实现了-老百姓可以不通过任何权威，‘我想唱就唱’，我可以成楞，这些都是民主意识的本质所在，是励志的、向上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它每期节目都比春节晚会好看。”海岩（畅销作家）：“文化的生命力需要受众的，在传播和有效的意义上，西方文化走在前面。超级女声就是‘美国偶像’的翻版，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国文化。”崔建（摇滚歌手）：“超级女声就好像一碗粥，一碟小菜，吃腻了时候感觉新鲜，但不要指望它有牛排的营养。”宋柯（音乐人）：“真正的娱乐工业从没把大众与艺术对立起来，我在超级女声的比赛中没看到一点低俗的影子！”花儿（摇滚乐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娱乐节目搞得那么悲伤，每位选手被淘汰时，评委夏青都会哭，娱乐节目是让大家开心，看节目天天哭，那还是娱乐节目吗？”鄢烈山（杂文家）：“一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有如此高的收视率，难道不是令全国观众开心的大好事吗？——自中国取向市场经济，谁不承认我们生活的质量提升乃拜公平竞争之赐！”

我们在学习时，一般不要就一个问题看待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进行科学的思考。在看四大名著时，不要仅仅是将其当作文学名著来读，书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有趣的科学信息，我们可以从科普的角度来全新地诠释和解读它们。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组织编撰了此书，从四大古典名著中，每部各精选出二十五个、共计一百个有意思的知识点，以问答的灵活方式，进行一些科学的解释，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读懂名著、增长知识。

孔子被神化了两千五百多年，因而也就有了关于他的两千五百多年的神话；孔子也曾被鬼化了一百多年，因而也就有了他的一百多年的鬼话；他曾经是神灵，他曾经是魔鬼，他曾经是幽灵，他曾经是圣人；他曾经受到帝王的顶礼膜拜，他曾经遭到掘墓砸碑的痛打。然而他依然在我们面前挥之不去。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鬼话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实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这种历史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科学研究孔子的时代已经到来！话说孔子，实话实说，让我们抚去历史的风尘，踏在时代的峰巅，去了解，去接近这位历史上伟大而平凡的哲人吧！

人生有时以玩乐来体现活的意义，有时以劳作体现活的价值。关键是在玩乐与劳作之间把握好一个平衡点。我是从1985年开始写点东西，在《广州日报》发的《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文章算是处女作。本来我想收进来，可惜我找不到了。我在文艺领域算是耕耘了二十个春秋。从1987年毕业算起，有余暇有感想，就做些小研究。慢慢地积累，感到很充实，也挺好玩的。有些文章本不想写，完全是朋友们逼着写的。我把眼睛闭上，他们的神情便历历在目。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他们，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因为给我压力和帮助，所以我能有所进步，并且快乐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