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实用性的角度，通过“以武功讲文化”的方式，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思想家及相关哲学思想流派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对其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整合与改造，致力于构建哲学和伦理价值新体系，以打造“文化武功联盟”。

中国被誉为“竹子文明的国度”，云南是“世界竹类的故乡”。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对竹子利用历史悠久，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竹文化。竹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竹文化多样性反映了民族文化多样性，而竹文化多样性与竹类种质资源多样性密切相关。《少数民族竹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竹类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对少数民族竹文化资源及生态竹林景观资源进行系统论述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竹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的对策和方案，为少数民族竹文化资源开发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少数民族竹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适用于文化建设、林业、经济林、园林园艺、旅游、生态环境建设等行业，也是一般读者较好的欣赏读物。

当代社会，文化作为治理的“客体”和“工具” 的双重属性非常明显，文化政策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展。文化政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不是一种封闭性的文献研究，研究方法上它更倾向于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实践与思辨，并致力于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文化策略。《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以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尝试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重点对文化治理、文化测量、文化参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力图呈现当代文化政策研究的概况和焦点。

《思享家丛书：中日之间》是作者多年的日本评论文章结集，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多领域，全书分四部分：中日之间、文化风土、历史纵深、制度文明。篇幅最大的是第一部分或也是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有梳理近代中国革命史中日本因素的文章，也有还原中日建交时具体用词的考证，谈历史上中日文化的交流，也剖析如今日本经济被中国赶超后的种种心态。《中日之间》作者在日本留学、工作多年，亦有深度结交诸阶层日本朋友，故写日本入木三分，作者也谙熟历史，洞悉世象，不为许多表面的浪花所迷惑，写中日关系厚道中正、入情入理，只说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畏权力、不媚浮言。

《千年小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宣纸发祥地》的目标是想通过介绍宣纸这一文化瑰宝的相关知识，将宣纸发源地的一些情况通过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以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宣纸制作技艺的奥秘，了解宣纸文化，从而从一个侧面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实现上述目标，《千年小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宣纸发祥地》写作力争做到：一是带领读者了解这神奇的小岭，千年变化的小岭，曾经长期辉煌的小岭，在历史长河中几度起起落落的小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奋进崛起的小岭；二是向读者介绍宣纸发源地的宣纸文化，包括宣纸技艺创制、发展、完善的历史，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一般知识和常识，有关宣纸之乡的风俗与风情等；三是为振兴中国宣纸发源地——千年小岭，而呼唤，而呐喊，而奔走。

《旧中国三教九流：艺人妓女嫖客》由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秦方等知名学者撰写，看似讲故事、聊天，实则讲历史、讲社会。人在江湖，生不由己，不论是一代名角，还是杂耍艺人，不论是卖笑不卖身的交际花还是血泪尽洒的下层妓女，不论是流连风月的文人还是低俗残暴的嫖客，行走江湖，都得遵守他们独特的行业规矩。而隐藏在严苛的风俗禁忌背后的，是他们可悲、可叹、可敬、可笑的复杂人生。《旧中国三教九流：艺人妓女嫖客》描写了艺人、妓女、嫖客等阶层的生活情趣、风俗习惯、情感生活、道义良知等，真实表现了他们人性中的美好与丑陋，再现了晚期至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是一本比张鸣教授《重说中国近代史》更有意思，比冯骥才老师《俗人奇事》更靠谱的文化、历史漫谈之作。

《旧中国三教九流：乞丐土匪赌徒》由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秦方等知名学者撰写，看似讲故事、聊天，实则讲历史、讲社会。人在江湖，生不由己，不论是穷苦无依的乞丐，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甚至嗜赌成性的赌徒，都组成了他们独立的小王国，而隐藏在严苛的风俗禁忌和严密的组织结构背后的，是他们可悲、可叹、可敬、可恨、可笑的复杂人生。《旧中国三教九流：乞丐土匪赌徒》描写了乞丐、土匪、赌徒等阶层的生活情趣、风俗习惯、情感生活、道义良知等，真实表现了他们人性中的丑陋与美好，再现了晚晴到民国时期的历史风貌。内容看似庞杂，行文却脉络清晰，不失为一幅描画旧中国社会万象、千面人生的浮世绘。《旧中国三教九流 乞丐土匪赌徒》中描绘的人物多具有传统色彩，他们的生活情趣、风俗习惯多保留浓厚的民间气息，他们的道德观体现了传统价值与近代商业文明之间的博弈与杂糅。

作者曾在北大偷学四年，耳濡目染了北大诸多名师的学问风采和道德文章。在学问上，这些老师是作者的恩师；在精神上，是兄弟；在思想上，作者却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因为是恩师，所以作者以感恩的心态、动人的文笔写出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因为是兄弟，所以作者说：“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做个精神档案。”因为是局外人，所以作者能以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作冷眼旁观。所以，本书稿是熔学问、思想和精神于一炉的大学术随笔。《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55万字，记录了作者2007年到201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听课的情形，对于北大教授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水平进行了个体化的生命观照，结合作者在S城的生活体验和精神创痛，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

《港式中产》要思考和批判的对象乃是“中产文化（或价值观）”，不过也要事先声明，并非所有“中产文化（或价值观）”都是坏东西，都要抽出来反对和批判一番。如果“文化”是代表某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我有何理由可以反对中产自己选择的生活文化呢？正如曾俊华先生所讲，看法国电影和饮咖啡是他心目中的中产文化或生活方式，我为何要反对？如果中产是一班追求生活质素和讲究生活品味的人，喜欢饮红酒、吃法国大餐、打高尔夫球，又有何不可？何况有些“中产文化（或价值观）”是非常正面的，例如在婴儿潮那一代的中产阶层当中，他们拥有一些被视为中产的美德——如客观理性、谨慎、克勤克俭、毅力、脚踏实地等，这些美德不但不应反对，反而要加以肯定。

把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奥威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二二得几”的问题。据狄更斯的描述，“二二得四”的算术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逻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只有“二二得三”、“二二得五”才能表达了个体的自由选择；在奥威尔看来，尽管“自由可以说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但“老大哥”却有办法让你说“二加二等于五”。近年来，有关文化的各种论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膨胀开来，但千言万语，似乎也还没有给出多少新的认知和体验。有关“二二得几”的三种回答当然也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上述三种情形至少提醒我们文化不是什么：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权力。反论可以转成正论：文化建设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权力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