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从侧面凸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年代。本书节选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的散文和小品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充满情趣的精神世界。《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象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象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作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象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本书主要研究了从汉到唐士风与文风的关系，从士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各阶段文学风尚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全书五个部分，序论通过分析现代学术史上一场争论，反思了文学史研究中古今融合及古代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问题;第一章分析了汉武朝士风转变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并着重通过简帛文本的特点说明了其时士人学风与文风的关系;第二章以江左士风为背景，分析以玄学为核心的名士文化与偏重儒家意识的寒士文化关系及在当时文论中的表现。第三章以魏晋名士文化传统在初盛唐的沿续与变化为背景，说明盛唐文学特点，解析构成盛唐之音的文化因素;第四章以儒士文化群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活动为中心，说明儒士精神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第五章以中唐儒学复兴为背景分析中晚唐文风，其中又侧重于从学风的变化上论述唐诗走向宋诗的历史必然性。最后的附论考证了唐代文学转承中的几个文献方面的问题。<

本集收录了朱自清、鲁迅、周作人等大家的描写的关于父子之情、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尊父之情，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而这也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份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者中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　”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份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属于子辈 、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本书不仅收录了金庸的轶闻趣事、亲友的回忆文章，而且收录了学者和金庸的对话录、记者采访金庸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活生生的金庸。另外，本卷还收录了从出版家、文学家角度介绍、研究金庸的精彩文章。1985年6月生，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4月，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在《明报》创办30周年庆祝茶话会上，宣布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1年12月，与品海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技术收购《明报》企业。1992年2月，赴美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3年18日，江泽民会见金庸。4月1日，改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1994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第一部英译本。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简体字版。8月，被《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书评为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的第四位大师。10月25日，北京大学授予金庸金誉教授。12月，第一部关于金庸的传民《文坛侠圣——金庸传》在台湾、香港、内地同时出版发行。1998年，获香港政府颁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美国与中国台湾、昆明、杭州先后举办“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开始对15部小说进行第三次大修改。200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北京大学举办“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获颁第九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传奖”之终身奉献奖。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3年，荣蒋“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亚军，仅次于鲁迅。10月，莅临“华山论剑”。

要买新房了，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要结婚了，闹洞房是一个难过的关，该怎么闯呢？自己的恋人与前男友或前女友旧情复燃或藕断丝连，该怎么办？孩子长大了，谈性怎么开口？......这是一本有关上海生活的通俗读本。在这里，它举例在上海生活的人士的亲身经历，并总结其个人生活经验。希望这些经验对正在上海生活或即将去上海生活的朋友有所帮助。<

本书自1870年首次出版以来，被翻译成24种文字，再版数十次，他的思想在后世被奉为“莫索克主义”，由此产生了现代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概念——“性受虐”。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　小说讲述了一个为爱受虐的故事，它为我们刻画了一位一心想实现自己爱情幻想的主人公萨乌宁。萨乌宁是一个欧洲贵族，他爱上了美丽的旺达，觉得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受她的奴役。旺达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差役”，并给他起名为格列高，然而，她认为格列高的爱对她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小说描述了萨乌宁的情感妄想，以及在冷酷无情的旺达身上所找到的“理想的”性爱方式。在这个忧伤痛苦的爱情故事里，作者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了萨乌宁不同于常人的性倾向，并全景再现了他与他的理想伴侣——旺达之间的真实情感历程。　一百多年来，作者萨克·莫索克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穿着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被认为是继法国作家萨德之后的情色经典之作。作者将生活哲学和情色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痛之爱”和“爱之痛”进行了酣畅淋漓而又精致入微的描绘。

大易博大精微，弥纶万有，其主旨在揭示天？厝巳糯蟮馈Ｒ砸謇硌裕戳⑻熘涝灰跤胙簦⒌刂涝桓沼肴幔⑷酥涝蝗视胍濉Ｒ宰匀换肪扯裕教斓溃慈赵滦浅健⒑罡Ｋ降氐溃瓷酱ê恿鳌⑶缬瓯浠Ｋ饺说溃淳褚庵荆硖宸⒎簟？ 根据东西方学说的理论，咸认宇宙创始源于气化，即由气化而形化，由形化而质化，而且都是本乎自然。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易理”与“道功”，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是人类精神与形体的灵粮，读易不离修道，修道必须明易。盖以人生不但应有高度之智慧学识，尤其需要锻炼健康之身体，乃能学以致用，神形两全。本人学易兼学道功，先后历四十余年，日积月累，亦具心得，皆秉有师承，并非盲修瞎炼。爰将近年来关于“易”与“道”之论述十余篇及“集粹”数篇，俾供有志于修道者参考。

在巨人的背后，绵亘着一道什么样的历史与精神的地平线？“毛泽东现象”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起源？古今中外纷繁驳杂的思想资源，开阔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理路。早期大力倡导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五四运动后则从个体自觉延伸到了群体联合和民主自治，激情主张“民众大联合”和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思想探索显得蹒跚而又坚毅。总体上说，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就是支配历史前进和人生进步的根本规律。而晚年，他宏大的思想愈走愈狭，金字塔尖上威严屹立的只剩下一个无限但却孤独的自我，并以此虚构或取代了整个民族和国家，走上了一条非理性的迷途，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哲学思考的悲剧循环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他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他却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他留下的足迹都唤起后人长久的寻味与回忆。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之曲折前进和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民族精神结晶的典型意义。<

在激情与冷静之间，在愤怒与理性之间，周文渊直面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变乱，与所有球迷一同经历所有痛苦和酸涩，酝酿出这本书，酝酿出这一团雪中的烈火，这一块血里的坚冰……他用一杆锋刃如雪的长枪，挑穿中国足球大乱局浓黑内幕；一个冷笑如风的骑士，揭穿中国足球大溃败腐烂的根基！中超元年，几个命运迥异却又如此相似的“大人物”，在中国足坛这个特定世界的特定年份里，同时经历着彼此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演绎出一幕幕辉煌与彷徨，抗争与妥协、挣扎与绝望的悲喜大剧。而当年终岁末，局中人物酣战尤欢之际，人们却霍然发现，承载这一切故事的舞台早已满目疮痍、几近坍塌——中国足球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一个公认的，并看似不可逆转、绝难轮回的冰河期。到底是命运弄人，还是人终将胜天，等待中国足球的，也许仍将是个难以预料的结局……本书作者秉承其“《体坛周报》第一评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以深邃独到的犀利眼光，高屋建瓴的雄辩气度，极富批判精神的血性文风，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物到事件，以人物列传的写作形式将中国足球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逐一剖析；其观点之精辟、语言之辛辣，内容之尖锐，绝对堪称对当今中国足坛“大佬们”的一次“非法律起诉”。作者籍以此书，对人性、对价值，以及对被赋予了潜在精神拷问的，中国足球世界那无间道般的生与死，罪与罚——那种“原罪般不幸”根源的孜孜探寻，乃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决斗之后不到一年，伯尔竟然同英国官员进行秘密接触，目的是将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大片土地纳入英国领土，而由他来担任这块领土的总督！伯尔的想法大概：既然你们都说我“品行不端”，我也不能枉自空担了这么个虚名儿。而且，即使被骂成“叛国贼”，我不还是高居万人之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