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李天飞大话西游”系列文章的结集。书中既有学界新的研究成果，比如《西游记》的作者不一定是吴承恩，而且也非一人一时所写；也有对流行的“阴谋论”“厚黑说”的正本清源，比如为什么红孩儿和牛魔王长得不像？孙悟空到底有没有死在取经路上？六耳猕猴究竟是什么？在李天飞的解读下，《西游记》不再是全程打妖怪的“四大名著”之一，而是历久弥新的精神养料。今日头条、新浪微博、微信网络连载百日累计阅读量过亿，被网友评为“解读《西游记》的文章中比较靠谱，靠谱的文章中接地气的”。图书不仅对网络连载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调整，还补充了大量传世文献中有关西游记或本书内容的插图。每一讲附有阅读手册，以便读者迅速了解相关背景知识。

《巡礼战国文人心态》是一部探讨战国文人心态史著作。该书将战国时代的文人定义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统治阶级之外的阶层或群体，从而将之与之前作为统治阶层一部分的王侯卿士大夫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视之为此后两千余年文人文化传统的滥觞。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作者从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弟子入手，论述时代的嬗变使文人阶层出现新的群体特征；在概述战国文人心态的总体特征后，又将其演变历程分为前、中、后三期做细致考察；既有对不同分期文人心态变化特点宏观概括，也有对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案剖析；既照顾到稷下集团、吕氏门客等特定时代的文人群体，也兼顾南方楚文化背景下屈原、宋玉等文人特殊心态的考量。最后在对战国士风与文风的简要点评之后，以战国文人心态对后世的影响作结。本书堪称一部兼具学术水准与文化普及价值的力作。

畅销书作家埃里克·韦纳不是天才，变成爱因斯坦一样智商的人是不可能了，不过他的女儿可能还有机会。因此，他踏遍全球7座文化名城，研究历史上创造型天才涌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思考如何在家中创造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将旅行游记、人物传记、历史与社会学的思考合为一体，一路上有很多发现：为何混乱的环境有利于天才涌现（贝多芬是个十足的懒虫），为何行走有利于思考（即使是在跑步机上），为何牡蛎对于启蒙运动至关重要，为何没有瘟疫爆发文艺复兴可能不会发生？…… 天才不仅仅是基因或勤奋与否的问题，孕育天才关键在于文化。这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大众责任，正如《天才地理学》中所述“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

《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作者在大量参证一手研究资源以及体会艺术原作的基础上，立足于文化研究的宏大视野，深入传统美术学中一些鲜有人重视却又举足轻重的命题，对诸如作为文化财产的艺术品的归属、偷盗、修复以及艺术博物馆等问题阐发了独到的见解，对相关的艺术现象以及作品进行了饶有新意而又鞭辟入里的剖析，展示了艺术本身的丰富意蕴和深层效应，令人耳目一新，在引领人们如何“文化地”看待艺术方面贡献了崭新的启迪。

本书主要从现代戏剧的规划、从职业演剧到建设现代国民剧场、“注重一地一时”的创作、中西戏剧的嫁接四个方面对欧阳予倩的现代戏剧理论和实践做全面的论述。其现代戏剧规划的主要内容是：话剧-戏曲-歌剧并进的现代戏剧格局；对戏剧作为文学、作为艺术的社会效用的坚持；接受“意志冲突说”作为戏剧的本质特性，将西方近代剧的“格式做法”作为一种普世性的特质予以推崇；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系统性原则的坚持和运用，并把它纳入到到了戏曲改革的规划中；现代国民剧场的戏剧建设道路等方面。其现代戏剧建设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后的自觉选择。他较早是以演员的身份投身到现代戏剧的发生发展中，1928年第南京之行以及主持国民剧场的经历则让他看到现代戏剧建设的新曙光，找到了建设现代国民剧场建设之路的可能性。从广东戏剧研究所一直到逝世是他建设现代国民剧场的实践期。 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非常“注重一地一时效果”。五四之后，他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变化，非常自觉地以其喜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来作用于现实社会。

暂缺简介...

汉字是中华文明直观的文化载体，其内涵博大精深，寓意深远，是打开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的金钥匙。本书是全面详实介绍汉字形成、演变过程及其文化传承的读本，通过解构汉字的网格化关联，将其蕴含的泱泱中华文化展现出来。本书图文并茂，并配以言简意赅的文字解析及拓展阅读，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中华文化，拓展眼界，为学习传统文化夯实根基。

本书重点关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reading cultures）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reception politics）问题，以及来自欧美与日本的新知识在中国如何再生产的问题，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滕堡、世界语等，是如何被“舍旧谋新”的大众传媒与知识精英在引介中具体化、在地化乃至符号化的，又是如何被清末民初的读者阅读和使用的，这些读者又如何对此加以接受转化，最终又产生了何种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

进入18世纪中期，清代国家疆域范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整个官僚行政体制却没有相应的扩张。“有限规模的州县地方政与治理与控制压力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促使清代统治中后期的州县地方政府不断改变行政策略与方式，通过“非法”下向分权、行政司法化及改变制度化治理为动态控制等途径，继续保持着对广阔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在清代地方行政运作过程中，处于最底层级的州县地方政府作为联接传统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中介”，一方面需要按照以成文法、公文流转为基础的传统国家官僚行政制度的要求，将传统乡村社会呈散发、琐碎状态的日常生活场景转化为正式的、可被整个官僚行政系统接收的行政公文，从而进入正式的行政文书流转流程之中；而另一方面，则又需要将朝廷统一颁布的成文律令、政令转化为能够适应乡村日常社会的施政措施与行为规范，从而因地制宜地进行有效治理与控制。由此而论，在清代州县地方行政过程中“文字”阅读、书写能力本身实际即能够被转换为“一种特殊行政技术”。而正是借助这种文字行政技术的运用，传统国家能够依靠科举出身、“非专业化”的行政官员进行有效的基层治理与乡村控制。

《近代的超克》遴选了作者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的数篇代表作品（包括名文《鲁迅》、《近代的超克》等），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与知识立场形成与发展，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