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天寿山麓，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总称。从1409年开始营建长陵，到清初思陵竣工，十三陵的建造先后经历了200余年。其陵寝建筑规模宏大，体系完备，保存较为完整。陵区内共计葬有皇帝13人、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皇妃。除了皇帝陵，陵区内还有明朝皇妃墓7座、太监墓1座，以及行宫、神宫监、祠祭署等若干附属建筑。1961年，明十三陵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7月3日，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经历了2008年中国戏曲学院两个学生海外实习的跨文化交流项目带来的激动，经历了执行这两个项目的过程留给我们的感动，在激动和感动之余，更需要平静下来，总结和挖掘项目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深层思考。因此，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通过学生海外实习汇报会、实习成果展和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这三种形式分别总结了学生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展示了两个学生实习项目的成就，更从深层次探讨和分析了每个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所遇到的各种交流问题。

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一大批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离开沦陷的法国，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纽约避难。安德烈、布勒东、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鲍里斯·苏瓦林、雅克·马利丹、儒勒·罗曼、圣埃克絮佩里、圣琼·佩斯……这些名字，都出现在长长的流亡名单中。《流亡的巴黎》叙述的就是这段历史。这些知识分子是通过怎样的援救机制被送往美国的？他们是如何通过写作、通过创办学校和出版社来参与抵抗运动的？美国政府又是如何利用他们为军事情报部门服务的？与德国流亡者相反，法国流亡者在战后的1944年到1947年间，几乎全部回到了祖国。无论把流亡当成劫数还是机遇，这段经历都让流亡者们对政治参与和民族身份等问题有了不同的理解。借助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流亡的巴黎》重现了法国抵抗运动历史中这一段被人忘却的插曲。与此同时，也引领我们从交流、传输、融合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20世纪的文化和艺术史。

当一帮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老愤青”为了迎合许多愚昧的老百姓而再次炮制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精神鸦片”时，再次激发了中国人虚伪的自大狂心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不高兴》推销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自恋及排他，具有“暴发户心态”，妄想充当世界的领袖，缺乏一种真正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是一种变态的流行“病毒”。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和操控股价房市的“幕后黑手”，当大多数人还看不起病、孩子还上不起学时，中国的市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狡兔三“窟”、天天有饭局、夜夜上歌厅，一言九鼎的某些腐败分子，当天灾多发、矿难频发、疫情滥发，许多老百姓求告无门时，中国的农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真正高兴的是一大堆帮忙、帮闲文人和艺术掮客，当他们合伙炮制着妄想使人“变成一头快乐的猪”的一个又一个娱乐大片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伪劣之作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真正高兴的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某些法官和律师，而当大多数人被野蛮拆迁逼得走投无路而只能进监狱或打官司，但仍然遥遥无期或面临“躲猫猫”的危险时，许多“杨三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随着消费日益成为当代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动力与目标，消费文化也成为二十世纪晚期以来当代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论题。消费文化是现代社会消费活动的方式、特征与理念的总和，既包括消费活动中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也包括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理念与价值判断。由于消费在当代生活中的主导性，消费文化已成为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代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作为设计活动的最终物质形态显现的人工产品，始终是现代生产和消费的中心与终端。现代设计活动及其结果，其自身便是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相比其它一些领域，设计活动与消费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联系。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设计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首先，设计成为二十世纪发展最快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凸显，设计从社会边缘正迅速向中心移动，设计正面临发展的大好契机；其次，科技进步、社会需求、生活方式及消费理念的变化给当代设计的内涵、形态和功能带来了诸多改变，如数字化生存环境与网络设计、虚拟设计，消费理念、流行时尚与产品的非功能化，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文明建设与绿色设计、无障碍设计等等：第三，随着设计与社会生活的日益交织、渗透，与设计相关的各种问题引发的思考也受到学术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商业和经济成功的设计是否就是成功的、好的设计？在现实中，设计的商业利益、艺术追求、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状态是否是合理的、理想的状态？设计是否应该承担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设计是否应有自己的目标与理想（排除所有非设计的考量）而与其它社会因素保持距离，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与现实中的可能性？在设计的实践与理论之间，在设计对社会的服务、引导、批评的功能之间，应有怎样一种张力？设计的职业从业者与设计教育者、研究者在社会角色、专业领域中的作为有着怎样的不同？在当代设计的发展中，这样的提问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思考中，设计才能获得对自身的自觉意识，才能建立自己独立、成熟的社会形象。而对消费文化与当代设计的探讨仅是这种思考白勺一个角度，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 相比人类的许多活动领域，当代社会中的设计是那么年轻而富于活力，虽然它常常显得纷杂而无序，但我们对设计的未来充满信心。深深扎根于现实需求与生活理想之中的设计将一如既往从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动力，在它未来的发展中，对设计的理论审视与思考亦将伴随设计实践一路前行。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从富到强的创新过程，一是要强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二是要强在和谐发展的文化，三是要强在跨越发展的创新。科学基础，和谐文化，创新体系，是中国科学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创新意识形态的国家主流文化之核。支配当代世界财富中心转移的美国信息化与中国城市化两大核心事件的文化资本大趋势。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西方哲学是如何把感性的世，包括伦理道德问题“接纳”到哲学-形而上学里来；而中国哲学就传统问题来看，是把富有感性世界内容的资料如何“升华”到哲学-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就不同的发展道路来看，中西哲学是“异”。而就是其内容和问题来看，它们又都是“同”，又是“通”。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他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会烙上文化的印记。而所谓“文化”，就是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一系列通常不加反思而获得、接受并执行的社会规则，其涵盖的内容包括社会习俗、礼仪、道德规范和习惯法认同。如果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所属群体的文化环境，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压制，甚至驱逐。文化是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任何一种或一类文化，都是文化载体、文化规则、文化意义与文化内涵的统一，任何一种文化均可看成是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意义结构的统一。同时，文化也是一种重要而影响深远的符号系统，通过一定的行为程序来传承传统的规范，表达一定的集体心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认同。在社会文化中，存在着很多成文和不成文的礼俗规范和禁忌规则，这些规范和规则的产生又和社会道德、礼仪、身份地位等文化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的心理及思维形成一种潜在而持久的日常影响与常规控制。

古为今用，就要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但“批判地继承”只是提出了一个原则，实行起来并非易事。古代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华处理不当就成为糟粕，糟粕经过提炼又有精华。判别精华和糟粕，有时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实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助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比照，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的优劣长短。因此，批判地继承，其前提是具体地分析、严肃地比较、审慎地择取和认真地扬弃。这是我们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持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希望通过《21世纪高等院校教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写作，与读者一道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中真的、善的和美的精华，同时也加深对它假的、恶的和丑的糟粕的认识，使之成为我们创造和发展新文化的坚实基础。

传播学是20世纪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传播理念的核心与边界》讨论了一些传播理念的核心观念，也涉及诸如新闻媒介、宗教传播、体育传播、广告传播等一些微观与边缘性问题。《传播理念的核心与边界》共分五个部分，内容包括：传播理念的核心问题；大众传播社会角色；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务；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体育传播与广告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