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主要国家经验表明，科技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支撑。韩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为韩国由引进、模仿逐步转向创新和自主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WTO法与中国论丛（2010年卷）》是“WTO法与中国论坛暨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WTO法与中国论丛（2010年卷）》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以“转型经济与全球金融危机——WTO最新进展法律研究与对策”为主题，研究了WTO最新进展、WTO贸易救济制度、WTO反补贴及非关税壁垒、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WTO争端解决机制、WTO与中国法制建设等问题，反映了该领域的热点、难点，对我国对外贸易及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越南、泰国是东盟成员中两个重要的国家，与我国的关系十分友好，在东盟成员中与我国经贸关系相对较多，为了让与之交往的经贸人员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编者组织翻译了越南、泰国的民事诉讼法典，以便让他们了解两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从而在必要的时候选择诉讼渠道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本《越南、老挝民事诉讼法典》由越南民事诉讼法典和泰国民事诉讼法典两部分组成，分别从越文版和泰文版的官方公开出版物译出。

本书首先从总体上概述了美国海关法律制度，然后又分别阐述了美国通关法律制度、美国海关担保法律制度、美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对外贸易区法律制度以及美国海关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制度等内容。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美国海关建立的背景、历史意义，对美国海关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并阐述了美国海关的组织结构和特点；第二章包括制定法渊源，判例法渊源和国际法渊源；第三章详细介绍了美国的通关法律制度，即从一般通关法律制度到特殊通关法律制度；第四章介绍了美国海关担保制度的主要内容、特点，包括担保的申请与批准、财产的数额以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谈论了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首先从《美国宪法》、《商标法》、《版权法》、《专利法》等方面阐述了其法律渊源，接下来详细谈论了美国海关对商标、商号、版权与专利的保护及对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的启示作用；第六章阐述了对外贸易区法律制度，包括对外贸易区的设立、启示与变更，货物运入对外贸易区的许可，货物在对外贸易区的地位和转移，对外贸易区的海关强制措施等内容；第七章介绍了美国海关贸易便利化制度，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同时也阐述了其对我国的启示。

香港作为中国独特架构的一个行政区划，是广义中国法律之下的一个独特法域，也是中西文化交汇后自成体系的文化场域。作者就香港回归以来，其撰写的公开发表的法律和政论性文章集结成册，文章多发表在《法学研究》、《法学家》、《中外法学》、《明报》、《信报》、《大公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信报财经月刊》、《紫荆月刊》等。尽管若干内容因时过境迁只有记录历史的意义，但大部分还是有现实意义并提出了一定的学术观点。

研究日本海关法原理和制度，既可丰富海关法学乃至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也可推动中国对日贸易的发展。鉴于目前我国国内并无此方面的成熟和系统的研究成果，《日本海关法原理与制度》通过对日本海关法的原理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及对日本海关法的制度进行系统阐述。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感觉到，管理者和研究者对于国外的了解更需要全面和直观的法律法规条文，这样更能直接明白其具体法律法规的操作和规定。本书的出版和面世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全书共包括七个部分内容，分别以欧盟、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为例，介绍该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及职责、主要法律法规以及主要特点，以及相应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条款。

《涉台法律问题总论（第2版）》作为首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探讨涉台法律问题的论著，《涉台法律问题总论》是本人工作之余对有关学习、思考的初步总结。基于现实情况，直面特殊、敏感的涉台法律问题，一方面固有自我提高的需要，但最主要的还是，由此裨便人们进一步了解、认识、研究、处理涉台法律事务（问题），并有更多的人积极参与、投入、深化对涉台法律问题的研究，开拓创新，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不断推进和加强涉台法制工作，为发展两岸关系、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

《澳门刑法研究》为作者多年来就澳门刑法涉及的相关领域撰写的文章。全书共五篇，第一篇为《刑法总则问题研究》，第二篇为《特别刑法研究》，第三篇为《两地刑法比较研究》，第四篇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第五篇为《刑法相关问题研究》，对澳门刑法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书是作者关于“一国两制”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研究的33篇重要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目前对基本法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不能再局限于宣传和解释基本法的条文上，而是要面对现实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法。由此出发，作者充分将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相结合，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而实践又丰富了理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