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自学者以学历（专科、本科）教育为主的国家考试。它以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形式，历经20多年，不断改革，不断调整，其考试的信度、效度日益提高，考试方法日趋成熟，其实用性也为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所认可。

《英国教育行政法》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入手结合英国教育行政的发展历史，首先对英国的教育行政、教育行政法及其发展趋势给予概述。然后从英国教育行政机构的大框架入手，分析英国教育行政管理的方式与模式——依法治教，成判相辅——在对于二者关系的解析与形成原因分析中探寻英国教育行政管理方式与模式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并对英国教育法的立法进程、立法依据、立法原则、立法特点、立法体系和权限、立法程序、立法标准以及其实施与救济进行了介绍，剖析了其中的科学化与先进性。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研究》以美国法的理论与实践为参照，在准确定位原告资格功能追求的基础上，对美国传统原告适格规则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继而探讨了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正当性基础与具体制度的构建，最后在反思我国现行原告适格规则与批判吸收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具体构建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本书是教育部资助的科研项目。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在短短的100天内，80万图西族人命丧黄泉。本书以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为开端，挖掘了发生灭种屠杀的卢旺达本国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的国际原因。作者亲眼目睹了卢旺达国际刑庭的建立。在法庭工作的六年期间，作者访问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的大屠杀场地，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本书中，作者以一个内部知情者的视角，揭示了在卢旺达发生的灭绝种族的犯罪事实，论述了卢旺达国际刑庭在审判中所涉及的法律理论问题，并客观地评价了法庭的审判工作。卢旺达国际刑庭是国际刑法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书资料翔实、理论联系实际，是奉献给国际法和国际刑法教学、科研和实务人员的一本好书。

解决住宅问题，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已经是当今我国法制建设不可回避的课题。本书通过对日本相关制度历史的研究，细致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住宅政策中国家住房保障形式以及公民的受益地位，并由此区分了“自由国家”、“全体主义”、“社会法治国家”等不同类型的福利保障模式，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制度借鉴。同时还须注意的是，在同类研究中，该书是我国目前少有的从一国的住宅政策历史发展中探寻国家作用以及国家和公民法律关系演变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从住房保障领域出发探讨第二代人权以及社会法治国家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

香港作为中国独特架构的一个行政区划，是广义中国法律之下的一个独特法域，也是中西文化交汇后自成体系的文化场域。作者就香港回归以来，其撰写的公开发表的法律和政论性文章集结成册，文章多发表在《法学研究》、《法学家》、《中外法学》、《明报》、《信报》、《大公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信报财经月刊》、《紫荆月刊》等。尽管若干内容因时过境迁只有记录历史的意义，但大部分还是有现实意义并提出了一定的学术观点。

本书首先从总体上概述了美国海关法律制度，然后又分别阐述了美国通关法律制度、美国海关担保法律制度、美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对外贸易区法律制度以及美国海关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制度等内容。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美国海关建立的背景、历史意义，对美国海关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并阐述了美国海关的组织结构和特点；第二章包括制定法渊源，判例法渊源和国际法渊源；第三章详细介绍了美国的通关法律制度，即从一般通关法律制度到特殊通关法律制度；第四章介绍了美国海关担保制度的主要内容、特点，包括担保的申请与批准、财产的数额以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谈论了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首先从《美国宪法》、《商标法》、《版权法》、《专利法》等方面阐述了其法律渊源，接下来详细谈论了美国海关对商标、商号、版权与专利的保护及对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的启示作用；第六章阐述了对外贸易区法律制度，包括对外贸易区的设立、启示与变更，货物运入对外贸易区的许可，货物在对外贸易区的地位和转移，对外贸易区的海关强制措施等内容；第七章介绍了美国海关贸易便利化制度，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同时也阐述了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监狱学会是全国监狱理论工作者、监狱实际工作者和社会各界有志于监狱学科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性的社会团体。学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开展监狱理论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理论，为加强监狱法治建设、推动监狱工作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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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主要国家经验表明，科技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支撑。韩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为韩国由引进、模仿逐步转向创新和自主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