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律师执业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对自己在执业过程中因主观过错而实施的违法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带有强制性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同违法行为是一对孪生兄妹，它们始终联系在一起，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必然要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法的种类决定了法律责任的种类。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按照其违法行为所违反法律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三种法律责任；民事违法行为所导致的刑事法律责任。其中最常见，也是执为律师承担责任最多的就是律师执业过程中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然而，执业律师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在何种情况下承担行政责任？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其承担的原则、方式及其程序等等方面，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作为法学工作者和时刻萦绕心头的共和国律师的使命感、责任感，为了填补这一领域中的空白，我们几多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初探乍研，抛砖引玉。

司法解释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使司法权不可或缺的手段。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或层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司法解释的宪法地位已为各国宪政实践所证实。确定司法解释的宪法地位，对于正确认识司法权，理顺司法解释体制，合理运用司法解释，以达到正确适用法律，实现立法者意志的目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者解释法律是立法与司法权力分立的结果，司法解释的产生和需要是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所致。法律是过去或现在的立法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适用于未来社会的行为规范，因而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预测性质。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立法者既不可能制定出包罗万象的法律，也不可能使法律成为适应千变万化社会的万能法。成文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①一般规则对个别案件之局限性——缺乏平衡性；②有限规则对无限客体之局限性 ——缺乏周延性；③模糊规则对确定事项之局限性——缺乏明确性；④稳定规则对发展事物之局限性——缺乏应变性；⑤刻板规则对丰富内涵之局限性 ——缺乏灵活性。成文法的这些局限性是由立法客体对立法者的制约、立法者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和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立法的意义在于法律的适用，但成文法的局限性只有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由于立法者与法律适用的分离，以及法官不得拒绝审判案件的职责，必然将法律适用过程中解决成文法局限性的任务推到法官面前，法官不是立法者，解决成文法局限性的杀手锏只能是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发展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都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大陆法系尤甚。其发展历程围绕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是法官释法是否意味着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集中表现在是否允许法官解释法律的问题上；二是面对法律的模糊和漏洞，释法者追寻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可能，立法者的原意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状时又该如何，集中表现在法律解释的目标是采用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的问题上。从古罗马开始，法官释法的足迹是沿着一条被禁止——被限制——有限创制的道路前进的，“在今天的西方世界，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明确界限已经模糊”。法律解释的目标也在经历了以探求立法者原意的主观解释论和探求客观存在的法律目的的客观解释论之间此消彼长的反复较量之后，客观解释论取得了优势，现今仍占据通说地位。有关司法解释的各种理论在解释学、法解释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也逐步走向发展和完善。司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与其他法律解释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对司法解释进行再分类，深入研究各类司法解释的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司法解释究竟系一种手段抑或一种权力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中国，法律解释特别是具有拘束力的解释一向被看做是一种权力，因而出现了有关法律解释的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对谁可以作为解释者，可以作哪一方面的解释都作了明确具体规定，由此形成了有着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体制，包括司法解释的体制和模式。中国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可以称之为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个职能不同的最高机关才有解释权的司法解释体制。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现实，但作为行使侦查、公诉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拥有司法解释权，且这种解释对审判机关也具有拘束力，岂不是公诉机关的法律文件成了审判的依据？同时，我国的司法解释主体排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和法官的司法解释权，这与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解释法律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司法解释的主体不是法院更不只是最高法院，而是裁判案件的审判组织和法官。只有代之以一元多级的司法解释体制，才能保证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当我们认真审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司法解释时却发现，司法解释并不表现为一种权力，而是法官实现法律适用目的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存在什么事实上的司法解释体制问题，研究司法解释体制仅仅是着眼于中国立法关于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已。司法权的实现手段是法律适用，实现法律适用的重要手段便是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法官在面对实际案件时，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进行法律选择和就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进行的理解和说明。对于司法解释来说法律和事实二者缺一不可，司法解释不仅包含了对法律的理解，而且包括了对事实的分析，司法解释的对象既有法律也有事实。司法解释是法律和事实的结合剂。在中国作为手段的司法解释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亟待完善的方面，特别是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应当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司法解释的形式应当更加严肃和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应当更加详尽，更具说理性。司法解释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司法解释的性质、目标和作用也在不断地发展，人们对司法解释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司法解释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也将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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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论及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在章节设置和体系编排上，充分尊重中国新刑法典对于此类犯罪的法第设置规律和逻辑排列结构，在对扰乱公共秩序罪作为类罪的共性特征加以中肯的分析和概括之后，依据法条顺序对中国现行刑法典中所设置的35种扰乱公共秩序界的具体罪种从构成特征、司法认定、刑罚适用三个基本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并注重穿插和分析、引用现有最新词法判例，以期在充分探求立法原有和思考司法疑点、难点的基础上，为刑事司法实务机关提供较为可信、可行的定罪与量刑方面的参考性意见，并同时希望能为刑法理论界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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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各种纠纷。如果懂得法律，就能保护自己的权益。本书选择了与日常生活有关的１６０多个案件，这些案件涉及民事、邻里纠纷、婚姻、债权、继承、妇女与老年人权益保护、经济、劳动、行政、诉论程序。同时，本书论述了法院对这些案件如何进行审理和判决。书中所选案件非常典型，案情叙述生动，分析也很详细。读者一旦遇到纠纷，可以查阅本书有关案例，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广大的家庭。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该课题自1996年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为依据，立足于律师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本着严谨的科研态度，历经两年多的深入调研和大胆探索，终于出了这样一部带有理论色彩的专著。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高层决策：坚决扼制司法腐败；第二部分改革司法制度走向司法公正；第三部分司法腐败纪实。

在控辩式的审判体制下，控辩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将得到更大的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将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对律师的素质要求和工作要求，必将大提高。律师的调查访问，举证等艺术，将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律师需要从思想上，素质上，方法上作好准备，迎接司法制度新的变革时期的到来。

这是作者在司法研究领域内的一些论文和随笔的结集。在思考中国司法制度的建构路向与过程方面，作者认为，对高妙价值的弘扬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法律家而言，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怎样将理念化作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杰伊（John Jay）称，“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文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益处是显易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有益的方式作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本书体现了作者对这类“有益的方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