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一编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第4版）》凝结了众多知名法学家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现今法学教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它以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既注重本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动态，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满足读者对象的多层次需要；既追求教材的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又追求教材在体系、风格、逻辑上的一致性。

从我国法制史的发展历程看来，到了唐朝已呈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发达形态，作为它的重要统治工具的法律，也有划时代的发展，并且已成为封建法典的楷模。《唐律》承先启后，影响深远，是研究唐代历史必须稽考的文献，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都把《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了。

《儒家孝伦理与汉唐法律》从先秦儒家孝伦理思想的内涵及特点、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唐代孝伦理的法律化、汉唐孝伦理法律化的原因及其对现代的借鉴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本书作为汉唐孝伦理法律化方面的专著，对汉唐两个盛世王朝孝伦理的法律化进行综合性研究，并将其与先秦儒家孝伦理作具体比较，以揭示出孝伦理法律化的过程对盛世王朝所起的作用以及盛世王朝时期为何将儒家的孝伦理与国家的法律紧密结合，并上升到国家基本法典的高度。

本书讲述的是柏万青作为明星调解员巧断家常事的100则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百姓生活的诸多方面，涉及婚姻变故、外遇之惑、“小三”今昔、情感纠葛、兄弟情仇、姐妹龃龉、遗产纷争、分房闹剧、动迁难题、亲子教育、领养夙隙、啃老风波、养老纠纷等民生民情。每篇故事之后均附有法律专家的分析和点评，是公民了解法律，减少纠纷，寻求家庭、邻里和谐相处之道的生活教科书。本书汇编了柏万青调解的案情介绍、法律专家分析和经验总结，对公民了解法律、遵守法律，减少纠纷，创建和谐社会，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一本畅销的普法读物。

本书以日本国民作为主体，通过宪法诉讼系统呈现了包括政府保守层、国会议员、法官在内的日本国民如何参与宪法的制定及运作的图景；分别以和平权、选举权、劳动权等宪政权利意识为专题，追溯了其在日本的历史发展变迁，并以此揭示日本宪政意识发生分歧的深层历史原因；通过比较日本历史不同阶段的宪法生活，彰显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法律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宪法制度的设计，而合理的宪法制度能够极大降低公民维权成本，促进公民的制度化参与并有助于形成社会法律意识和宪政文化。在此意义上，现代日本法律生活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关注和借鉴。

《一个萝卜的法律遭遇》过描述一个萝卜的人生遭遇，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阐述了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如家庭财产问题、买卖合同问题、公司问题、刑事法律问题等。形式的创新是本书的最大亮点。同时，在内容上涵盖面广、与大众生活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一个萝卜的法律遭遇》的出版能提高读者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律处理各种问题的意识。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1辑：晚清时期（套装共2册）》收入龙泉地区所藏晚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上自咸丰元年，下至民国三十八年，共计一万七千余卷，多达八十八万页，数量极为庞大，多侧面地折射出清代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的世相百态，是研究清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地方司法、日常生活、社会变迁等诸多侧面的珍贵史料。为方便学者查询利用，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将这批档案重新整理，以案件起始时间为序编排，编写提要，附入档案原件。此为第一辑，晚清时期。

中国刑法近代化肇端于清末新政时期，《钦定大清刑律》是中国近代意义的第一部刑法典，它借鉴西方刑法最新成果，无论体例结构，还是原则内容都对中国近代乃至于当代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钦定大清刑律》在中国近代刑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先河地位，《中国近代刑法的肇端：钦定大清刑律》研究填补中国刑法史空白。周少元编著的《中国近代刑法的肇端：钦定大清刑律》以清末变法修律的成果之——《钦定大清刑律》为视角，研究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与刑事法律变革的关系，揭示了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的普遍性，以及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钦定大清刑律》对于中国传统刑法继承较少，而移植西方尤其是大陆法系刑法内容颇多的事实，告诉人们：《钦定大清刑律》的出台，是历史的选择，尽管著名的礼法之争围绕其立法思想而起，但终通过激辩，其立法思想依然坚持西法体系与框架结构，吸收西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制度，凸显变法是时代的呼唤。然而，变法之中也有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固守。《钦定大清刑律》在民国初年亦被附条件援用，其立法具备一定的稳定性与生命力。回顾中国近代刑法史，清末立法者在处理“国粹”固有法与异域继受法的冲突与融合时，采取酌法准情、折衷至当的基本态度，对于中国当代解决新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仍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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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刑事审判制度肇始于清末新政，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刑事审判法律体系。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带动刑事审判制度的巨大变迁。既紧跟了20世纪的世界法治发展潮流，又确保了当时的刑事审判有法可依。同时，刑事审判机构也有相应的调整，按照所处理案件性质分为普通刑事法庭、军事法庭和特种刑事法庭三类，法庭内部组织涉及合议庭或简易庭。这些审判机构及组织在审判过程中必然适用到管辖、回避、证据和羁押等四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以及作为刑事审判制度核心组成部分的程序规范。与今天的刑事审判制度类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审判程序规范包括一般程序规范与特别程序规范，并且，当时的特别程序规范地位一度超过了一般程序规范，成为审判特别刑事案件的重要活动准则。然而，刑事审判只有通过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促进刑事法制的良性运行，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审判制度体系之中，监督机制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审判制度虽已被载入史册，但仍留给后人许多评鉴和研究的空间。它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可言，当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