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方法 合同法案例分析方法（英文版）》旨在介绍一种分析及解决法律问题的系统性方法，即归入法和关系分析法，这些方法是德国法律职业者在法律学习初始阶段所要学习的内容，是一种可完全独立于法律条文之外的分析框架和思路。书中全部采用中国法律和中国案例，以法官亲历式的教学方式，将法律适用方法融入个案裁判过程中，希望能帮助中国的法律适用者建立起一套高效、准确的解决法律案件的思路。

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辨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实证研究：以四元结构为中心》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就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书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三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图景，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三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三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于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法律英语（第四版）》的编写遵循语言学习和法律英语的特点，力求使之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在选材上，以介绍法律制度和部门法为主，每个单元尽可能体现某一个部门法的主要内容，并覆盖相关法律术语。在练习编排上，以培养学生运用听说读写译等技能为基点，以法律知识为内容，全面提高学生及其他法律英语学习者的法律英语水平。练习版块包括：阅读理解、术语练习、完形填空、短文翻译、听写、补充阅读、词义辨析和讨论。

《为“坏人”说话》是作者对2015您法律热点事件的评论，笔者通过其饱含激情的文字表达出希望所有法律人都能各司其职，把法律的实施当做球赛来珍视，法官做好裁判者，检察官和律师做好运动员的美好愿望。这也是一本充满温暖的书，它既由大家众筹发起，也是作者送给自己新生女儿的出生礼。

《监狱团体心理辅导操作实务》，是作者马立骥、董长青多年团体心理辅导工作经验的结晶，《监狱团体心理辅导操作实务》共分十一章，一章是团体心理辅导概述，第十一章是监狱团体心理辅导展望，第二至十章节是各种类型的服刑人员团体心理辅导实务介绍，分团体的形成、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实例、团体心理辅导操作实例、评析与思考等四个部份，每一个章节都对团体的心理特征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列举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效果较好的方案设计书和操作实例，以供读者参考。《监狱团体心理辅导操作实务》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非常贴近监狱的实际工作，对监狱基层民警开展心理矫治工作有非常好的学习和借鉴作用。

《信托法案例评析》，主要选择我国近年来的一些有关信托法的案件，根据信托法理论有针对性地评论，作者独特的经历和背景，使得案例的选择都非常的典型，如*一个有关信托的案例，针对案件判决后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甚至有些人大代表也对本案的判决提出质疑：法院为什么不适用《商标法》解决这个商标权属争议，而将其认定为“事实上的商标财产信托法律关系”？等等，对案例的评析非常深刻。

本书主要是在黄荣楠律师为上海市律师协会新律师讲课的基础上，结合商务谈判的理论与实践，从律师执业的角度来探讨律师从事商务谈判的实战技巧。本书从谈判的基本原则出发，讨论了谈判的几个阶段，特别从强势、均势和弱势谈判的角度来分析律师的具体工作。书中引用了丰富的案例，既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谈判的原理，也可以让读者参与分析与讨论。每个章节结束后，还有相关的问题和案例帮助读者进一步加深和巩固知识点。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特别是初级律师全面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技能。

《HR常见法律纠纷实战大全》是一本人力资源工作的常识书，也是一本劳动关系协调的实务书，还是一本劳动争议纠纷的实例参考书，更是一本劳动保护与劳动者维权的故事书。不管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还是雇佣劳动者的企业方和资产所有方，劳动争议和纠纷是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事情。但是一旦劳动争议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时，我们又不能不去面对。既然面对，就需要认真地去面对，就需要在争议当中大可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大限度地构建和维护公正和谐的劳动关系。这《HR常见法律纠纷实战大全》就是这样一本指导书，海量的案例，典型的案情，精细的相关法律解读，实际最终裁决的结果对比，这些都能够真正地为需要《HR常见法律纠纷实战大全》的人们提供好的指南。

《卢评贪渎 透视国内职务犯罪（修订版）》主要围绕当下人们关注的反腐倡廉问题展开论述，尤其是对职务犯罪的特点、产生原因、发展规律及预防对策进行了详尽分析，并筛选出典型职务犯罪案件，以时刻警示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贪污、不可渎职，从而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复杂转型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要求的加剧，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人口跨户籍所在地流动的浪潮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对流动人员的有序接纳、管理和服务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问题。“政府牵头、公安为主”的管理方针，使得公安机关在人口管理中一直充当“大哥大”的角色。而实践中，流动人口带来的矛盾纠纷、违法犯罪等问题，也使得人民警察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流动人口管理之中。曾经由于收容遣送的存在，公安管理确实在治安防范和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是以侵害流动人口权益为代价的。进入21世纪后，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法律和政策对流动人口的约束明显降低，权益保护明显增强，因此出现了流动人口涌入的高潮，社会治安矛盾凸显。公安管理面对执法环境的变化，如何才能再次找到管理的抓手，缓解社会矛盾，使社会治安平稳运行，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带着这个问题，作者从对流动人口的认识、公安执法环境的变化着手，对公安基层派出所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和违法犯罪问题中遇到的操作难点进行分析、思考，以期有助于公安执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