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从拿破仑时代的旧“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崩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逾一个世纪的德国公法学历史。德国作为公法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其公法的发展起伏跌宕，诸如维也纳会议、德意志各邦国的宪法运动、1848—1849年革命、二次复辟、北德意志邦联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都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接连上演。而该时期也成为了德国公法史上重大的转捩点。米歇尔施托莱斯教授作为该领域的权威，以严谨的治史、治学精神，在本书中对1800至1914年间活跃的众多学者、政治家以及公法学界内部的学术争鸣，做出了执中的评判，并对君主制原则、主权、大臣责任制、法治国等公法核心概念进行了清晰细致的梳理。一般我们会认为，法律是严肃庄重的，但是，一部法律的诞生并不仅依靠成文时法学家学究式的严谨，事实上它和压迫、反抗、革命以及论战这样的充满张力、对抗的事件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每一个法条都是抗争或者妥协、拉锯的结果，只是那一批法学家们在下笔时保持了自身头脑的清明，洗净了其历史背景所饱含激情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本书力图向读者还原的。

本书是一本专门针对英国公法而写作的书，是一种阐释理论的展开。它采用了一种“实用性的阐释方法”，以揭示作为政府实践之基础的价值预设。它所引入的评价维度仅限于根据融贯性、一致性和无矛盾性等批判性的标准来检验这些预设和实践。采用这样一种方法的目的在于确定什么样的预设和实践在经验上是令人满意的。由于我们的经验往往是含混不清和令人困惑的，所以，在对它们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持续不断的批评、创新、驳斥和提炼的过程。因此本书认为，一种阐释性的理论是这种背景中唯一具有独特性的公法理论类型。

美国行政法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导致人们对行政法在我们法律制度中的适当角色产生了疑问。本书围绕“合法性”问题，依次对行政法学上的“传送带”理论、“专家”理论、“司法利益代表”理论和“政治利益代表理论“进行分析，清晰地展示了美国行政法从传统模式到利益代表模式的发展历程，并对每一种模式的产生和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原因分析和翔实的论述。作者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认为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行政过程越来越具有政治过程的特征。因此作者提出，利益代表模式最有可能成为解决美国行政法困境的可接受的方案。

立法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探索立法的社会起点、社会目的以及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下立法如何对待传统资源等论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法律是有生命的，它表现为一个生成的过程，立法只是此环节或过程的一个阶段，通过立法制定的成文法及其体系只是此过程的阶段性成果的凝结。立法更深层的基础在于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而不完全取决于人们主观的理性设计。而且对于讨论明显具有转型色彩的中国立法问题来说，社会理论视角尤为必要。立法需要认真对待本土资源，这并不是说要照搬传统，而是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立法与本土资源的衔接，尤其是与现实的契合。在转化或创新法律传统的具体方式上，传统本身就可具有方法论意涵。同时，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立法的法哲学不仅要求立法权运行各个环节的社会化，这是内容或制度层面的要求；还要求立法的规范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元价值平衡的法律秩序，这是规范或价值层面的要求。

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的主要著作包括《古代法》（1861年）、《东西方村落共同体》（1871）、《早期制度史讲义》（1875）和 《早期法律与习俗》（1883）。《古代法》为梅因的成名作，后三本均由梅因担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期间，在其开设的理论法理学讲座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 《早期法律与习俗》一书是唯一一本尚未译成中文的著作。该书延续了梅因关注的一贯主题，试图从人类早期社会的习俗及这些习俗背后的观念出发，追溯人类既有法律制度的起源。在1-4章中，他以印度宗教为主要论述对象，重点讨论了早期法律与古代宗教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在对现代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数个社会中，其法律制度的诞生均受到了古代宗教的重大影响。在5-6章，他以日耳曼法为对象，讨论了对早期法律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国王的权威。第7-8章，梅因回应了摩根、麦克伦南等人对其《古代法》一书中所提出的人类历史上任何种族都以父权制开端这一父权论的挑战，并以斯拉夫民族的习俗为例进行论证，讨论从父权制家庭到家族共同体的演变。第9-11章，梅因具体考察了一些西欧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和重要的法律概念，重点比较了英法的不同，认为其起源似乎可以回溯至远古时期。

本文中维亚克尔以德国民法为例，尝试揭示欧洲伟大民法典的社会模式及其变迁。他指出，西欧与中欧各国民法典的实质伦理学前提，都是古典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一战以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伦理向实质上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回归，而一系列“社会法”立法也抛弃了古典私法秩序的原理。但维氏也认为，通过记取一种法律文化存在条件的思想家和实务家们，私法科学将从危险中再次站立起来。本文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就维亚克尔提出的关于私法典社会模式变迁的论题，相关争论迄今未绝。

来自英美法系的对抗制理念在我国风靡一时。关于何谓“正当程序”，一些对抗制教条逐渐演化为流行叙事，然而其理论预言却时常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结果相悖。为了理清上述悖论，本书就相关机制进行功能比较研究，并以之为样本检视上述教条在中国是否成立。为了跳出对抗制的论证循环，本书采检察视角，以各国检察官的程序角色和功能作为考查其刑事程序基本宗旨的最主要切面，并从比较法律文化和法律史的角度寻根溯源，发现流行的对抗制教条不但在中国难以成立，即便在其发源地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由此推论：我们应将刑事诉讼程序定义为对真相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是平等的非中立律师之间的私人争端；因此应强调检察官的中立性和主导作用，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内部透明性。

本书上编采用了对少量乡约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读，运用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研究思路，对《吕氏乡约》《增损吕氏乡约》《南赣乡约》者三个传统中国乡约理论与实践的典型文本进行了系统、动态的研究，最后形成的研究成果就是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乡约及其与宋明基层社会秩序研究——以为分析材料》，亦即本书的上编。 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笔者从《吕氏乡约》《增损吕氏乡约》《南赣乡约》三个经典乡约文本出发，比较分析了吕大钧、朱熹、王守仁三人独特的乡约组织构造和制度设计，并对乡约在三位贤哲手中的传承与更新进行了考察。进而，笔者也简要涉及乡约与宋明基层社会秩序的基本关联及其历史演变。本书下编第一篇文章《再论明清基层法秩序中的“约”》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思路对明清时期“约”这一范畴进行梳理、考察，阐明其内涵、外延以及基本特征。第二篇文章《清代乡约秩序构建研究》笔者尝试通过对清代乡约秩序的基本构造和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勾勒出明清乡约的概貌、基本运行模式以及基本特征。第三篇文章《明清乡约纠纷解决权能再探》笔者以明清乡约的纠纷解决权能为切入点，对乡约在明确基层社会秩序构建与维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发挥作用的强度进行了详细考证和系统分析。第四篇文章《乡约与清代基层社会法律秩序研究——以乡约所建置为线索》属于笔者进行明清乡约研究成文最早的研究成果，已于 2017 年在《民间法》第十九卷发表，此文是笔者进行明清乡约研究的初步尝试。本书的目标是希望以法律史为基本研究视角，从制度构造、运行实态以及原理特征等方面对中国古代乡约进行新的探究，并结合宋至清的社会历史环境，探讨乡约在传统中国基层秩序中的产生、运转及其演变历程，进而阐明乡约在传统中国基层秩序构建与维护中的价值和意义。

《利益衡量论（第三版）》是《利益衡量论》的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利益的衡量”的内容，形成了“利益衡量论”的完整体系。《利益衡量论（第三版）》是清华大学梁上上教授20多年来持续对利益衡量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精细化研究的成果，富有原创性。在对利益衡量理论的体系性建构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益的层次结构理论，并形成了不同利益之间的衡量方法。该理论新颖独到，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利益衡量论（第三版）》是法学基本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世界利益法学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利益衡量论（第三版）》首版，2015年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利益衡量论（第三版）》第二版，2017年获得首届方德法治研究奖一等奖。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内容枯燥、深奥，诚如德国法学家考夫曼所言“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颇为初入法学门径的法科学生头疼。本书是一本《法理学》教学辅助教材，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五”重点建设专业子项目“法学专业教辅材料建设——《法理学导读》”的教研成果，属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实训系列丛书”。本书力求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经典的案例、明晰易懂的知识结构图解析《法理学》深奥的知识及相关逻辑联系，另附近年相关考试真题及解析供学有余力的学生研习。时下，市面流行的《法理学》教材颇多，知识、体例亦有所区别。本书以张文显先生主编的《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4 版）教材的知识、体例为基础，结合相关《法理学》教材编写而成。希望本书对法理学知识的解读能够减轻法科学生学习《法理学》的“痛苦”，也希望本书能够为教授《法理学》课程的同行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