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和战略价值日益重要，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从没有的机遇和挑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研究》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体、客体、方式、程序四个方面，全方位展现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体制、机制、原则、规则，既涵盖所有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和意见，又为突出中国特色、践行新时代要求和强化问题意识而做出全新的体例和内容安排。

本研究在通过文献收集和田野作业等方法大量占有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从生态文明、法人类学和环境法哲学的维度，运用历史溯源法、分析归纳法、比较鉴别法去认识、梳理、透析、比较、解读、扬弃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探寻和揭示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与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存续的生态伦理价值等。本研究不仅较好地克服了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和单一等问题，同时，在文献建设方面，本研究作为综合系统性的成果，可发挥推进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资料库建设作用。虽然西南各族民间蕴藏着丰富深厚的环境习惯法知识，但极为分散地存在于各少数民族村寨和一些文献资料中。本研究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类型化、系统化集结呈现历代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翔实资料，为建立系统的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资料库奠定良好基础；在学科建设方面，本研究亦可促进生态文明法治学科体系的建设。

作为我国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交叉领域的专著，本书提出了以往没有引起应有关注和重视的两个问题：知识产权不仅有一个受保护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行使行为的正当与否的问题，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的联系不仅是其受到知识产权的附加（补充或者兜底）保护的问题，而且还有其行使行为受到反垄断法规制的问题；反垄断法也不是垄断地将知识产权作为适用除外，而是将其与其他财产同等对待，既不特别严苛，也不特别优待，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框架和方法。 在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作出一般分析并对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进行宏观考察和探讨之后，本书主要结合反垄断法实体制度的三大支柱——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和控制企业结合制度，分别讨论了在知识产权行使、许可和取得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晴雨表，是辨别社会病灶的测试剂，主要犯罪趋势的变迁、典型犯罪问题的出现、传统犯罪行为的异化，都直接和间接地征表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基本状况。在和平年代，犯罪风险是社会发展中非常突出、危害性极大的典型风险，传统刑事法以人身和财产法益为核心，逐渐建立了个人法益、公共法益和国家法益等在内的具有物理属性的法益体系。然而，随着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的广泛深入发展，传统犯罪风险逐渐经由各类网络平台、即时通讯工具、智能移动终端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或在虚拟空间弥散，或针对虚拟财产，在线上实行犯罪并产生损害，物理世界的犯罪风险正向虚拟空间外溢，而对虚拟空间的侵害，又进一步导致了物理世界的法益损害。因此，当下犯罪学面临着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的考验：就历时性而言，犯罪学需要进一步对各类犯罪风险加以类型化和甄别，以更好地实现对传统风险的有效控制。这是实现犯罪治理的第1步。同时，犯罪学对自身也始终保有警惕，始终强调“要善于运用社会控制手段以防控犯罪风险，更要防范社会控制手段所带来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对各项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政策进行实证分析和学术评估。这是实现犯罪治理的第二步，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步。就共时性而言，犯罪学需要捕捉当下犯罪的新动向，总结犯罪的新特点，归纳犯罪的新原因，合理有效地组织对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新兴犯罪问题的社会反应，在更为宏大的一体化视野下，实现“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刑罚执行”一体化治理，从而在源头上遏制犯罪的产生、异化，践行犯罪学“上医治未病”的预防犯罪和管控风险理念。自2019年起，中国犯罪学学会决定每年定期出版《中国犯罪治理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通过收集汇总上一年度公开犯罪数据，聚焦中国犯罪学的学术热点、引导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方向、展现中国犯罪学的年度状况，为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参考资料，促进中国犯罪学的研究范式不断进化，推动中国犯罪学观照现实、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中国犯罪学研究的科学化、现代化和社会影响力，推进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新时代转型，更好更优地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犯罪学产品。本年度《蓝皮书》基本延续了首期《蓝皮书》的框架格局，通过“2019年度中国刑事政策及刑事立法与司法”“2019年度中国犯罪形势评估”“2019年度典型案件犯罪学报告”“2019年度中国犯罪学学科发展动态”等内容的呈现，从宏观到具体、从犯罪问题到学科发展，对我国年度犯罪学作了全面回顾与总结。同时，本期《蓝皮书》还以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为契机，重点聚焦了网络犯罪的防控与规制，形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25年与网络犯罪治理”的专题。应当说，本期《蓝皮书》力求科学客观、详略得当、有主有次，既梳理追踪传统犯罪问题，也关注把握新型犯罪风险。

国际投资法是目前国际法发展*为突出的分支，关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为服务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我国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及理论的发展需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与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倡议发起，成立了“中国国际投资仲裁常设论坛”（CIIAF）。本书从理论探讨和案例关注的角度，对2019年备受关注的投资法理论和案例进行全面梳理，特别关注其中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获取并运用证据进行证明是所有诉讼中的关键问题。在具体的诉讼证明场域中，证据制度除了涉及各种具体的证据运用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其证明对象，即实体法律问题。通过对于1000例环境民事私益和公益诉讼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我国环境民事诉讼实体证明中存在与证据制度相关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举证责任分配混乱、实体要件证明难、当事人自行取证受限过大、科学证据适用不规范等。究其原因，既有一些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存在空白和模糊，也有实践中法官和当事人对有关法条在理解运用上存在误区和偏差。对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在理论上分别对环境侵权责任和环境公益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做出了进一步厘清，对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分配原则进行了反思，并对环境民事诉讼实体证明要件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再平衡；对损害后果与排污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涵义及其证明要点做出了澄清，同时对于排污行为和损害后果的证明要点进行了探讨；结合定案证据三性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纾解当事人自行取证难的措施和对策；在反思科学证据适用的经济性与平等性以及其自身科学性的基础上，对规范科学证据之适用提出立法改进方案。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法官Michael Kirby曾指出：“法律在促进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交流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国际法治是各国都将面临的巨大挑战。若各个国家的法学界和语言学界均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而故步自封，则实现上述目标的难度势比登天。因此，甚有必要跨越语言障碍，培养法律翻译专门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乃是培养法律翻译专门人才的极*载体。本书对我国的法律法规与英美法系的法律法规在宏观层面（法律法规的宏观组成部分）和微观层面（句法、语篇等）上的差异进行了系统考查，并以翻译目的论为指导，对如何翻译法律法规名称、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法律法规的宏观结构等内容进行详细地研究。具体而言，本书涉及下列内容：（1）法律文化概述；（2）英汉立法语言在词汇（词类、语义和结构等）、句法（句式、句型和句类等）、语篇（结构和功能等）层面的异同；（3）法律文本及其功能分类；（4）法律法规翻译的理论视角；（5）英汉语法律法规的宏观结构及其翻译；（6）英汉语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及其翻译。本书旨在使法律翻译爱好者了解英汉语法律文本在文化、语义、句法以及语篇等层面上的异同，加深其“翻译是语际交流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不单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这一认识，使其对英汉法律文本翻译中拟运用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加深了解，进而提高其英汉语的书面表达能力，*终提升其英汉法律文本互译的技能，使其翻译作品能达到翻译服务市场的质量要求，能在政府部门、企业或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胜任法律翻译工作。本书适合对法律法规翻译感兴趣的涉外法治工作者、法律英语学习者和从事法律翻译的工作人员阅读和收藏。

在我国，法律政策可以理解为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对诉讼采取的一种导向、规范或态度。由于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行政法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十分复杂，法律政策在行政审判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缺乏对行政诉讼法律政策地位和功能的正确认识，很难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中特殊规则的良苦用心，甚至会反对和排斥相关法律政策的存在，也无法实现有效化解纠纷的立法目的。 从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看，受案范围限缩制度、立案登记制度、异地管辖制度、举报人原告资格制度、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撤销重做判决制度等都体现了政策的因素。如果不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就无法从立法目的上对上述制度进行解读，也无法正确地在审判实践中适用这些法律政策。 本书通过选取具体的行政诉讼法律政策，结合相关的典型案例和地方改革，解读相关行政诉讼法律政策的内涵和目标，试图为正确理解和适用行政法律政策提供理论指引，为实现法律政策与法律协同下的行政诉讼良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新中的药品保护研究》中汇编的文章以发表时间先后排序，在整体体例上分为两个部分：首部分“药品创新保护篇”主要汇集了与药品创新保护相关的制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关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构建，该制度中涉及的相关元素（如拟制侵权制度、上市药品目录集等），《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与药品专利链接（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药品专利保护期延长等相关条款的探讨与建议。第二部分“《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篇”主要汇集了与《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立法建议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涉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的性质，人民法院直接认定专利权效力的探索，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纠纷职权等。这些规则虽然不是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直接相关，但实际上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效果也是有间接影响的。

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在以列国高度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化环境下，跨国交易与交往的主体、范围、频率、数量、形式、模式等均呈现急遽扩展的态势。跨国交易与交往的有效进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规则。然自古以来便系国际社会主要主体的国家均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这就使得协调列国的法律，使之能促进而不是阻碍跨国经济交易与交往成为国际社会必需面对的挑战。人们曾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决此问题，订立统一的规范跨国交易与交往的机制历来成为重要选项之一。1926年成立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即以此为目的。中华文化历来主张“与国人交，止于信”，意即人与人交往的根本原则是诚信，认为人没有诚信就寸步难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其意如此。西方文化也有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此足见诚信在人类交往中之重要。为了确保当事人的诚信可以长久，可以昭告后人，可以实际执行，国人几千年前便确立了“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习惯。或可说，大至国家间的条约、协议，小至个人间的合同都是交易各方保护自己的手段，亦即确保承诺得以履行的依据。故协调、统一跨国交易与交往的规范需首重合同规则和原则的统一。正因如此，早于193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便开始研究通讯订立合同（Formation of contracts by correspondence）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渐次提高，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开始就跨国商事合同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于1994年完成《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起草并正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