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时间为经，以刑事法治思想的诞生、发展、完善为纬，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刑事方面法治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并对党在成立初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关于刑事方面的法治思想的来源、探索、实践和完善进行了重点梳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本书重点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根本保证。可以说，本书资料翔实、体例合理、详略得当，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刑事法治思想专著，极具出版价值。

本书是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古时期法典编纂的法理逻辑与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本书以西晋时期的法典体系为研究对象。分为五个部分： 1.西晋法典体系的历史前提； 2.西晋法典体系的构建过程； 3.西晋法典体系的构建成就； 4.西晋法典体系的支撑要素； 5.西晋法典体系的历史地位。晋唐时期的法典体系成为中华法系重要的制度根基。西晋法典体系是中古时期法制文明的蓄水池。尽管开创于西晋的法典体系传统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衰微，中国法典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但其沉淀下来的经验智慧却仍值得总结继承。

本书以《中小企业促进法》应具有法益目标的应然性与实然性为分析问题的理路，以《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与修订为主线，以经济法中的倡导型立法为法技术构建手段来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修订与制度完善问题。 本书共由12章组成，分别对促进型立法的功能与目标、《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政策、《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前后的调整能力、促进政策工具入法的法治化运行等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本书的创新点在于，从促进型立法的视角来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法域与特色，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来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的现实意义，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中国特色，从促进政策的整体性功能来评析《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结构与制度设计问题，从促进政策工具入法后的法治化运行来探索《中小企业促进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著名法学家卢埃林说，对法律人而言，只有理想而没有技术，那可能是愚蠢的；只有技术而没有理想，那可能是罪恶的。本书恰是一本呼唤法治理想主义和探究法律技术主义双重努力的法学评论随笔集，文字生动有趣，内容涉及广泛，既有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专业问题的讨论，也旁及艺术、诗歌等一般人文、社科领域。作者兼具法律学者和执业律师双重身份，在书中结合生活和热点案件娓娓道来，集中体现了一位法律专业人士对迈向法治进程中有关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

法律人类学是一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的学科，它处于法律学与人类学的交汇点，是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作为19世纪中后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法人类学是传统法学和传统人类学的扩张与“互渗”，要求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尊重，对法律进行动态性的研究，认同法律多元，认同非国家法律，要求运用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寻求纠纷解决以维护社会秩序。本书是《法律人类学论丛》第8卷，分别从理论与研究方法、制度与规范研究等视角进行探讨，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立足于跨文化的比较，深入田野，不断探索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经验”。

本书在对中外刑法解释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考察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刑法解释过程论”这一理论命题。刑法解释不仅是一种解释行为，其更是一种解释过程。解释主体、解释立场、解释角度、解释客体、解释对象、解释规则、解释原则、解释行为以及解释方法等九种要素是刑法解释过程得以形成的必备构成要素。主客间表现形式与主体间表现形式是刑法解释过程的必然外化形式。在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刑法解释过程体现出了客观性、主观性、时间性、空间性、规范性、开放性、承继性和建构性这八种基本特征。在全面、科学、系统阐述刑法解释过程论这一命题之后，本书还就当下刑法解释领域中所存在的主要刑法解释理论展开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反思和检讨。

本书针对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立法、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监管与网络治理等前沿和热点问题，围绕网络信息法学的现状和问题、国际经验、立法重点、立法路径和保障措施等展开论述。全书收录了域外视野、新兴领域立法专题、网络犯罪治理和法律适用四部分。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创新制度，从被写入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列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亟需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的强烈愿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厘清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定位，剖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理论证成、规范效力、法律责任、配套措施等实践样态与未来发展。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理论解剖与路径选择展开对比探究。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是以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作为法律规制的判断依据，而是以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作为判断的标准。从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分析，它不以私人主体权利限制为中心，而是围绕政府生态环境义务展开，是政府责任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重大转变。生态保护红线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中发挥着重要战略性作用，但其制度能否真正落地，在于对其应然功能的准确定位与法律责任的落实。

以持卡人为当事人的信用卡合同能否被视作一种新类型的合同？如果将其视作一种新类型的合同，如何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新理念与信用卡合同的理论进行融合？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新的理念，能否为理论和实践皆存在诸多疑难问题的信用卡合同的理论架构注入一缕“清风”，化解信用卡合同冒名责任等难题，并使信用卡合同的理论一以贯之？本书虽是围绕信用卡合同中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而展开的论述，但并未采用罗列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和金融机构的义务的方式，而是以合同解释为视角，试图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融入信用卡合同的解释，将持卡人的合同当事人和金融消费者的身份糅于一体，对信用卡合同的内容和所涉关系重新进行界定。

《人权法的司法适用——国内、区域和国际判例》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区域和国内机构适用国际人权条约和国内宪法的司法实践所产生的人权判例。《人权法的司法适用——国内、区域和国际判例》根据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等国际性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机构，以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法院的近4000件人权案例，详细分析了27项得到普遍承认的人权的各项要素，还简要叙述了作为人权法司法适用之背景和框架的人权的历史发展，国际和国内保护历程，人权的救济、解释、限制和克减等方面。《人权法的司法适用——国内、区域和国际判例》以集中、便捷的方式展现了世界范围内人权法司法适用的实践情况，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内机构对于每一人权之各项要素的认识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