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在财产权平等保护中的作用和机制》通过调研和分析我国财产权保护的现状和问题，指出在我国宪法规范之下产生财产权不平等的现实及其原因，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私有财产保护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以及现有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评析，以如何正确处理公有和私有二者间的关系为中心点，特别是结合土地征收、违法建筑等矛盾聚集的具体问题与域外经验，探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如何定位和行使自身职权，就人大职权的自身调整与财产权平等保护制度的重新构建问题进行探讨。

本书结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法律解释一般方法以及WTO规则冲突理论，对《TBT协定》中标准规则的法律解释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另外，应该注意到补充解释规则也是对条约进行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本书回顾《TBT协定》的历史谈判资料，从这些历史谈判资料中，探寻在标准规则制定过程中，存在哪些有益的历史资料有助于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很好的解释。

《刑法论丛》第55卷共载论文20篇，秉承本论丛业已习惯的固定风格，所收录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期我国刑法学界所取得的全新研究成果。内容涵括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执行法学、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等刑法学诸多领域。 本卷特设“涉恐犯罪专栏”，收录了4篇相关文章。郭理蓉、陈晋蕾的“纠结的反恐刑事政策——反恐需要与人权保护：艰难的平衡”从公民权利和自由、难民问题和对作为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恐怖分子的人权保障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大背景下实现人权保护。王秀梅、魏星星的“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应对”一文认为，有必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明确规定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与类型，完善刑事法律，加强国际合作。胡宗金则在“防控跨国恐怖主义犯罪的困境及应对”一文中提出，可以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缺席判决制度，以期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赵远在“劫持航空器罪若干问题观察与思考”一文指出，劫持航空器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表现为交叉关系，只有具有政治性、社会性目的的劫持航空器犯罪才属于恐怖活动犯罪。

《刑法论丛》第54卷共载文21篇，秉承本论丛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所收录的论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期我国刑法学界所取得的全新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中国刑法、外国刑法、比较刑法、国际刑法、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等诸多学科领域。 本卷特设“反腐法治专栏”，收录了4篇反腐败法治方面的论文，分别探讨了非洲、美国的反腐败理论与实践，以及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干部腐败犯罪、腐败犯罪举报制度改革完善等问题，其中既有对域外反腐法治动态的分析及经验介绍，也有对国内基层腐败问题的实证分析，还有对腐败犯罪举报机制优化的思索，研究视野开阔，研究深入、细致，信息量丰富，可读性较强。

全书分为五讲，前四讲精选自作者毕生从事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法研究的著作、文章及历次重要讲座的文稿，是这部书的核心部分，堪称“梁西的理论代表作”。*后一讲，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人生小结，可视为本书的结论部分。这个小节，从人生与社会角度，提出了不少广泛而深邃的观念和若干值得深思的问题，颇具启发性。

《检察研究（2019年第2辑）》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主办，江苏省检察官协会组织编写，坚持以推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为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应用理论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并重，主要刊载检察实务、理论、改革等方面的调研文章。

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专利权人与实施人专利许可谈判的需遵循的原则，其相关问题也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禁令相关诉讼的重中之重，并且近年正成为业内研究的热点。无论侧重点在学理还是司法实践层面，FRAND问题的研究框架理应建立在充分了解其渊源、演化进程以及*新动态的基础上。国外学术界在此领域已经有大量研究，本书择选并翻译有价值的海外学者相关研究，供中国法律共同体研究标准必要专利问题提供参考。

《美丽中国视域下的森林法创新研究》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原理出发，在美丽中国建设的政策背景与三维林业环境的基础上，运用跨林学、生态学、行政管理学、土地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跨行政法学、民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诉讼法学等法学学科方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提出适应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需要的森林法理论体系，以解决美丽中国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并在生态公益林制度、气候变化应对制度、城市林业管理制度、生态空间管理制度、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森林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方面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

新时代，国家十分强调要加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和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涉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治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社会治理结构也经历了从统治型向管理型、服务型的转变。新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更强调政府的服务属性，把政府的服务对象当作顾客来看待；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更强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出现；政府利用私营企业的管理技能管理公共行政内部的运作；更强调公众参与、权力下放、信息公开等。在我国，这些变化都是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需要把法治的理念融入具体的实践之中。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共同推进。当前，在社会体制改革层面，我们已经用“社会治理”替代了原来的“社会管理”，这表明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体制转换、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开始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这就需要完善社会治理理论，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党建各领域的协调发展，这些做好了，我国的社会建设才能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从各个方面深刻指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强化金融机构依据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注重培育和提高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和完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不仅是“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贯彻与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此，《新发展理念下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问题研究》首先研究“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互动的基本原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新发展理念”下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技术进路。继而，从国内法视角分析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内法律体系的同时，也从国际法视角研究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确定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战略与路径。*后，本书也探讨了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要求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后评估机制的构建问题，试图为相关立法的后续改进与完善提供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