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当防卫：理念学说与制度适用》中，陈璇从侵害人角度对正当防卫的根据进行思考，以此重构正当防卫本质论，这是具有新意的。陈璇认为，在正当防卫中，法律为受害人的法益所设置的保护屏障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撤除。不法侵害人的法益之所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逐出了法律的庇护所，是因为它值得保护的程度较之于遭受侵害的法益来说，出现了双重下降：一，侵害人在本可避免的情况下自陷险境。在防卫人采取防卫措施实施反击之前，危险是否发生都还处在侵害人的掌控之中；正是他把自己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带人到了利益冲突的危险境地之中。二，侵害人违反了不得侵犯他人法益的义务。既然防卫行为的受害人为侵害他人的法益而单方违背了自己对该人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在为保护该法益所必要的范围内，防卫人对受害人所负有的不得侵害的义务原则上也归于消灭。当然，陈璇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从防卫人角度对正当防卫本质的揭示，而只是认为这还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侵害人角度论证正当防卫的本质。正如陈璇指出：“正当防卫的合法化根据除了在于法益保护之外，还在于侵害人利益值得保护性的双重下降。”只有从防卫人和侵害人这两个维度才能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提供完整的论证。

本书认为黑格尔哲学体系核心的“精神”概念，在政治社会领域中作为人类自由标准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正是在于人自身具体而现实的整体性存在与发展，即所有个人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或根本存在方式，获得肯定、尊重、保护和全面实现，也就是每个个人客观的和物质的生命权、生存权和私有财产权，内在的或精神的主观自由、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自治权利、意图自身或他人福利的主体权利，以及渴求公正公平的宪法和法治秩序与权威的理性权利，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种基本伦理生活形态中获得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具体实现和满足。黑格尔所谓“法的体系”或“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本质上正是个人寻求自身自由意志本质获得全面实现和客观存在的实践创造，法和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之所是的真理，正是在于人类自身之所是的真理实现。

文化产业被许多国家视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外国投资者也逐渐将视野转向了充满活力的文化产业领域。然而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产业，与国家文化利益息息相关，对于外国投资尚且不能做到完全开放，甚至相比于其他产业领域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本文据此要重点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产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究竟为何要受到限制，受到哪些限制，这些限制是否有可能放开？围绕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立法政策及司法实践，探究文化产业领域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限制的原因、限制准入的清单模式、限制准入和并购的立法模式、文化产业领域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的现状。

《法律系统的自我反思——功能分化时代的法理学》分为三编：“上编：功能分化时代的法理学”，“中编：法理学与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下编：系统论法学的理论谱系”。本书主要围绕中国法律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一些法理学领域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着重吸收和消化德国法社会学大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系统论法学理论，围绕着“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功能”“宪法在法律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基本方法论”等核心关键问题展开论述。

《法治城市研究（第3辑）》共分为五个专题，收录论文16篇在该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专家的近期新、前沿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以城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目标为导向，重点关注社会治理理论、城市风险防范化解和安全保障、互联网时代城市治理的热点问题，以及城市改造、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医疗、城市立法保障等领域的问题，既有立法和制度完善等较宏观层面的探讨，也有具体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建言献策，为城市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笔录证据这一法定证据种类，但对于笔录证据的适用规则却疏少作出规定，导致笔录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给我国刑事诉讼带来了一系列危害。理论界虽然有关于笔录证据的研究，但研究内容处于起步阶段，笔录证据的诸多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本书对笔录证据进行了本体认知，分析了笔录证据的证据地位，比较考察了国外笔录证据的适用边界，在对展示型笔录证据、确认型笔录证据、行为型笔录证据进行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传闻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体构建了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则。

《法治论坛（第58辑）》包括“疫情与法治专题”“实务研究”“案例分析”“法谈法议”等内容，对当前的一些实务及学术范围内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书包含《国家及广东省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立法检视》《网络谣言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防疫执法的“实体公正”审查思路》《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依法规制“刷单”虚假交易行为》等关注现实问题、深入探讨应对策略的文章。

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其制度设计的人民主体性、价值依归的人民需求性和法治发展的人民实践性的鲜明特征，贯穿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之中。为了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本书坚持中国立场、世界视野、文化时空、辩证思维的方法，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实现机制、建设路径和中西法治文化融通创新的一般规律，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景式的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要坚持集体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又要激发市场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满足农民发展利益的现实需要。对此，应在渐进式改革导向下农村地权变革进行策略调试，在此背景下，旨在回应现实需求、推进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改革应时而出。“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中，其很重要的核心功能是将原来并不具有经济属性的农地承包权价值化，将具有强烈身份色彩的农地承包权转化为个体所占有集体所有权份额的权利。

《“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规划课题成果，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理论方面对法治视野下的“枫桥经验”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政法思想与“枫桥经验”的诞生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与“枫桥经验”基层矛盾的化解、关于坚持发展“枫桥经验”重要论述的法治之维、法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相结合视野下的“枫桥经验”、法治视野下的地方性知识与“枫桥经验”等内容。二是对“枫桥经验”法治化的主要主体，即“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枫桥式派驻检察室”、“枫桥式司法所”等进行研究。三是从实践方面对法治视野下的“枫桥经验”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枫桥经验”法治化的实践路径、 “枫桥经验”与调解、“枫桥经验”与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枫桥经验”与基层党建制度化等内容。《“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内容丰富、系统，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