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可配合“政治生日”这一共产党员的庄重政治仪式，制作精良、实用性强。

我们约请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参与扶贫的10位干部、19位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优秀扶贫干部，以工作手记的方式真实记录纪检监察干部扎根深度贫困地区接续奋斗的一个个感人故事。全书从一个侧面真实展现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生动实践。书中还收录了对三位牺牲在扶贫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的追忆文章。

本书由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史专家贺凯（Charles O. Hucker）著。全书详细阐述了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明朝监察制度的组织结构、人员安排及运行的原理。作者结合明朝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和具体案例，综合对比明朝承平时期（1424—1434）和动荡时期（1620—1627）监察活动的情况，进而分析监察官员与政府部门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以及明朝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本书对于了解和掌握明朝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及价值意义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围绕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法治思想和精神，用简明的语言、清晰的逻辑、生动的案例讲解了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哪些法治思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作者胡锦光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行政法学家，多次为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讲依法行政与法治思维课，本书即来源于他授课内容的总结与升华，本书观点精辟，行文风趣，深入浅出，既有现实关照，又有理论高度，融案例、知识、思维方法于一体，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和操作性，是一本适合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阅读的法治读物。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强化纪法意识、纪法思维、纪法素养，提高专业化水平。本书聚焦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对纪法思维的基本内涵、基础原理及运行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基础理论，从哲学认识论、党的建设、国家治理、法治建设、纪律建设等5个方面，对纪法思维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下篇侧重运行原理，结合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对纪法思维的观念、方式、类型、程序、效率等做了详细阐释。全书体系科学合理，论述严谨周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思辨性和启发性，是纪检监察干部强化纪法思维的重要学习参考。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主线，密切结合党内其他重要法规制度，以案明纪，对新时代的纪律建设要求进行了全面阐述，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学思践悟提供了参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已由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简史》是按照党中央部署，为配合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编写的党史简明读本。在书稿编写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起草和修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简史》共10章，70节，约36.2万字，充分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以史论结合的形式，重点叙述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战略部署、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发展历程；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着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风范；深刻解读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文风朴实、通俗易懂，是全党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读物。

作为“清代战争全史”丛书之一，本书以《西南边疆之战》为书名，所研究的对象有以下条件：一是在地域上，限于发生于西南边疆的战争；二是时间上，限于雍正、乾隆两朝，因为其他时段内发生于西南边疆的战争，已归入丛书的其他卷；三是限于规模和影响上都较大的战争。“西南”作为一个方位大区的概念，自秦汉时，已奠定了以“西南夷”分布区域为基础的“西南”范围，即以川、滇、黔为核心的区域。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历目前，“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方国瑜先生首先从地域的视角，将“西南”大致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川、滇、黔三省，广义的“西南”则还包括藏、桂两地甚至湘、鄂西部某些地区，“此两种划分既都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并考虑到了其所指内部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而至少从明代开始，广西逐渐体现出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如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对全国分区论述时，其中卷五论“西南诸省”，即云：“蜀、粤（指广西）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汉夷杂错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虽然王士性的《广志绎》对“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的看法并不准确，而其称此时的“西南”范围包括滇、黔、川、粤（广西）的意见则值得重视。“西南”一词，除所指地域概念之外，在民族分布格局上又呈现广泛的相似性，“云、贵、川、广汉少民稀，在川为蛮，在云贵为苗为裸，在广为狼，为摇獞，为冷狼，虽种类甚繁，强弱不一，而暴虐凶顽若生天性。”元明以来，在此区域内设置了大量土司，清廷通称其为“西南土司”，湖广也成为重要的土司地区。因此，入清以后，湖广地区也被纳入西南的范围之内。如《明史·土司传》称：“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巴、夔以东即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同样，《清史稿·土司传》也将川、滇、黔、桂、湖广明确称为“西南诸省”。西南地区彼此地域相连，相互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尤其在民族问题、土司问题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入清以后，清政府从地方“有管辖之殊，而靖地安民原无彼此之别”的原则出发，制定了一些普遍适用于整个西南区域的统治政策，使西南五省的概念被进一步确立和固化。而与川、滇毗邻的西藏，作为一个特别的区域，则并未被包括在西南大区之内。在清代，西南五省均在所谓“内地十八省”范围内，但云南、广西因其辖境与其他国家接壤，毫无疑问属于边疆，而贵州、四川及湖广，其辖境虽未与其他国家接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疆，但其境内俱有所谓民、苗、蛮错处之区，在相关话语中也被泛称为边疆。因此，本书所指“西南边疆”，其地域范围即为清代的川、滇、黔、桂、湖广五省。清朝历史，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历300余年。据李治亭先生的意见，清朝300余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一百年，即“百年创业”“百年盛世”“百年衰亡”，无论是哪个时期，都战争频仍，贯穿于清朝历史的全过程。相比较而言，在清朝的三个百年历史中，“百年盛世”时期所发生的战争相对要少一些，中原腹地基本无战事，相对宁静，而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南边疆地区，则战事不断。雍正、乾隆两朝，处于“康乾盛世”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其边疆巩固、疆域奠定的重要时期，相应地，战争也频仍，仅在西南边疆域内域外，所发生的大小战争便难以计数，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5次：一是始于雍正四年（1726）五月，迄于乾隆元年（1736）六月，历时10年零2个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背景下，以武力“改流”和开辟“苗疆”为内容的“改土归流”之战；二是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迄于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历时整2年的次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三是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迄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历时整4年的清朝与缅甸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战争；四是起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迄于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历时4年零8个月的第二次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五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历时仅3个月的安南之役。以上所指时间，均只是各次战争的用兵时间，战前筹划和战争善后的时间未包括其内。以上5次战争，涉及的地域不同，规模大小不等，持续时间长短不一，性质、目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所产生的影响都较大。其中两次征讨金川土司的战争，性质与雍正年间征讨其他土司的战争并无区别，但不在所谓“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时间范围内，且用兵的规模和影响均较大，因此未将其纳入章“改土归流之战”的讨论范围，而是单独成章。事实上，乾隆朝两次征讨金川土司，以及与缅甸的战争和安南之役，均被纳入清高宗的所谓“十全武功”，即乾隆朝十大很有影响的战争中，其中发生于

本卷展示了清朝百年统一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拉开了征伐女真各部的序幕，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圣祖统一台湾地区，消灭明朝很后的象征郑氏集团，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玄烨五位统治者的不懈努力，很终使满洲（女真）从东北一隅发展起来，取明朝而代之，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大一统政权——清王朝。本卷共计八章，将清朝的统一战争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章至第二章叙述了阶段，即清（后金）政权统一东北的战争，其时间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清崇德八年（1643），计60年。第三章至第七章叙述了第二阶段，即清朝入关统一全国的战争，其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元年（1662），计18年。第八章叙述了第三阶段，即清朝完善统一的战争，其时间从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计22年。

台湾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考古研究证实，远古时期，台湾地区与大陆之间就有往来，并已载入中国的早期文献。台湾地区大片土地吸引着祖国大陆人民前往开发，其中一些人开始迁入台湾地区。明清鼎革之际，连续不断的战争使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又掀起了一股移民潮，不少人向台湾地区迁移。因为台湾地区的战略地位，17世纪初，荷兰人东来，占领了当时疏于管辖的台湾地区岛。他们在岛上大兴土木，建热兰遮城，并不断地向周边的大陆移民与原住民进行武力征服、血腥扩张和凶残镇压。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台湾地区各族人民的愤怒反抗，其中以郭怀一为首的台湾地区民众反荷起义影响优选，展示了中国人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和决心。1661年，郑成功率军入台驱逐荷兰侵略者，先后攻克荷兰侵略者的热兰遮城、赤嵌城两处要塞，荷兰侵略者投降，撤出台湾地区。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台湾地区。台湾地区虽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但对清中央王朝来说，两岸仍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圣祖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决定进攻台湾地区郑氏政权。1683年，圣祖派施琅率水军2万人、战船230余艘，攻占澎湖，郑氏向清廷投降，台湾地区重新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圣祖朝晚期，吏治日渐败坏，台湾地区官员更是贪污日盛。以朱一贵为首的台湾地区民众被迫揭竿而起，先后攻占了凤山县、台湾地区府、诸罗县。清政府调南澳总兵蓝廷珍、水师提督施世骠等率师入台平叛，同时采用招抚之法，农民军很终失败。高宗朝中后期，台湾地区官吏贪婪无度，敲诈勒索，林爽文遂率众反抗，攻军营垒，歼官兵，建元顺天。高宗命大学士福康安为将军、领侍卫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水师渡海平叛。清军多路出击，农民军战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侵略中国西南边境，并派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舰队进攻台湾地区。清廷任命刘铭传督办台湾地区防务。台湾地区军民在刘铭传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备战，台湾地区军民全力反抗法国对台湾地区的封锁，并在全国的大力支持下，彻底粉碎法国侵略者的封锁阴谋。不久，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国与清政府重启和谈，中法战争结束。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割让台湾地区的《马关条约》，引起了两岸民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反抗割台。从台北沦陷后，当地民人吴得福的反抗活动开始，在其后长达8年的反割台斗争中涌现出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两岸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历史虽已远去，但绝不能忘记。“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任何居心不良的图谋和企图无异于痴人说梦，很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