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信念》一书分别从“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坚定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信念、坚定忠诚于人民的信念、坚定‘四个自信’、筑牢坚守理想信念的铜墙铁壁、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等方面全面阐释信念对于人生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性。本书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把坚守信念的一贯重要性同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复杂形势联系在一起，意在激励广大共产党员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念、信心和力量。

本书以新发展阶段党内监督运行机制建设为“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内监督历史经验为“线”，在点线结合研究过程中，以系统论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进一步阐述新时代党内监督运行机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从而为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本卷展示了清朝百年统一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拉开了征伐女真各部的序幕，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圣祖统一台湾地区，消灭明朝很后的象征郑氏集团，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玄烨五位统治者的不懈努力，很终使满洲（女真）从东北一隅发展起来，取明朝而代之，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大一统政权——清王朝。本卷共计八章，将清朝的统一战争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章至第二章叙述了阶段，即清（后金）政权统一东北的战争，其时间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清崇德八年（1643），计60年。第三章至第七章叙述了第二阶段，即清朝入关统一全国的战争，其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元年（1662），计18年。第八章叙述了第三阶段，即清朝完善统一的战争，其时间从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计22年。

台湾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考古研究证实，远古时期，台湾地区与大陆之间就有往来，并已载入中国的早期文献。台湾地区大片土地吸引着祖国大陆人民前往开发，其中一些人开始迁入台湾地区。明清鼎革之际，连续不断的战争使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又掀起了一股移民潮，不少人向台湾地区迁移。因为台湾地区的战略地位，17世纪初，荷兰人东来，占领了当时疏于管辖的台湾地区岛。他们在岛上大兴土木，建热兰遮城，并不断地向周边的大陆移民与原住民进行武力征服、血腥扩张和凶残镇压。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台湾地区各族人民的愤怒反抗，其中以郭怀一为首的台湾地区民众反荷起义影响优选，展示了中国人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和决心。1661年，郑成功率军入台驱逐荷兰侵略者，先后攻克荷兰侵略者的热兰遮城、赤嵌城两处要塞，荷兰侵略者投降，撤出台湾地区。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台湾地区。台湾地区虽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但对清中央王朝来说，两岸仍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圣祖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决定进攻台湾地区郑氏政权。1683年，圣祖派施琅率水军2万人、战船230余艘，攻占澎湖，郑氏向清廷投降，台湾地区重新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圣祖朝晚期，吏治日渐败坏，台湾地区官员更是贪污日盛。以朱一贵为首的台湾地区民众被迫揭竿而起，先后攻占了凤山县、台湾地区府、诸罗县。清政府调南澳总兵蓝廷珍、水师提督施世骠等率师入台平叛，同时采用招抚之法，农民军很终失败。高宗朝中后期，台湾地区官吏贪婪无度，敲诈勒索，林爽文遂率众反抗，攻军营垒，歼官兵，建元顺天。高宗命大学士福康安为将军、领侍卫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水师渡海平叛。清军多路出击，农民军战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侵略中国西南边境，并派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舰队进攻台湾地区。清廷任命刘铭传督办台湾地区防务。台湾地区军民在刘铭传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备战，台湾地区军民全力反抗法国对台湾地区的封锁，并在全国的大力支持下，彻底粉碎法国侵略者的封锁阴谋。不久，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国与清政府重启和谈，中法战争结束。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割让台湾地区的《马关条约》，引起了两岸民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反抗割台。从台北沦陷后，当地民人吴得福的反抗活动开始，在其后长达8年的反割台斗争中涌现出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两岸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历史虽已远去，但绝不能忘记。“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任何居心不良的图谋和企图无异于痴人说梦，很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国企基层党建读本》一书，针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课题新挑战，深刻阐述了中央关于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的放矢地解答国企党务工作者的各种疑问，融理论性、思想性、实用操作性于一体，对新时代国企基层党建工作如何不断开拓高质量建设的新境界，如何迅速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企党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等问题，可作为有益借鉴与参考。

《西部世纪之战》是“清代战争全史”的第二卷，全书共分为8章，讲述的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历经约一个世纪，先后平定蒙古、新疆、西藏等西部广大领土，实现了中国领土少见大一统的宏大历史。作为一部以战争为主题的历史著作，本书牢牢地把握住这个主题，对于这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战事，例如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清廓战争等，都有着很好精彩的描述。本书对这段17-18世纪的西部战争的讲述，正确地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充分肯定了战争的正义性，对于清朝统治者和将士们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各种妄图分裂领土的阴谋也予以深刻的揭露。

《孙子兵学年鉴（2016-2017总第9卷）（精）》分设11个栏目：其人其书研究、思想理论研究、当代军事研究、当代非军事领域应用研究、兵学史及相关兵学研究、学术观点摘编、新书新作、学术动态、遗迹遗址、当代孙子兵学研究应用学者（续增）、大事记等。

作为“清代战争全史”丛书之一，本书以《西南边疆之战》为书名，所研究的对象有以下条件：一是在地域上，限于发生于西南边疆的战争；二是时间上，限于雍正、乾隆两朝，因为其他时段内发生于西南边疆的战争，已归入丛书的其他卷；三是限于规模和影响上都较大的战争。“西南”作为一个方位大区的概念，自秦汉时，已奠定了以“西南夷”分布区域为基础的“西南”范围，即以川、滇、黔为核心的区域。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历目前，“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方国瑜先生首先从地域的视角，将“西南”大致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川、滇、黔三省，广义的“西南”则还包括藏、桂两地甚至湘、鄂西部某些地区，“此两种划分既都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并考虑到了其所指内部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而至少从明代开始，广西逐渐体现出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如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对全国分区论述时，其中卷五论“西南诸省”，即云：“蜀、粤（指广西）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汉夷杂错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虽然王士性的《广志绎》对“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的看法并不准确，而其称此时的“西南”范围包括滇、黔、川、粤（广西）的意见则值得重视。“西南”一词，除所指地域概念之外，在民族分布格局上又呈现广泛的相似性，“云、贵、川、广汉少民稀，在川为蛮，在云贵为苗为裸，在广为狼，为摇獞，为冷狼，虽种类甚繁，强弱不一，而暴虐凶顽若生天性。”元明以来，在此区域内设置了大量土司，清廷通称其为“西南土司”，湖广也成为重要的土司地区。因此，入清以后，湖广地区也被纳入西南的范围之内。如《明史·土司传》称：“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巴、夔以东即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同样，《清史稿·土司传》也将川、滇、黔、桂、湖广明确称为“西南诸省”。西南地区彼此地域相连，相互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尤其在民族问题、土司问题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入清以后，清政府从地方“有管辖之殊，而靖地安民原无彼此之别”的原则出发，制定了一些普遍适用于整个西南区域的统治政策，使西南五省的概念被进一步确立和固化。而与川、滇毗邻的西藏，作为一个特别的区域，则并未被包括在西南大区之内。在清代，西南五省均在所谓“内地十八省”范围内，但云南、广西因其辖境与其他国家接壤，毫无疑问属于边疆，而贵州、四川及湖广，其辖境虽未与其他国家接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疆，但其境内俱有所谓民、苗、蛮错处之区，在相关话语中也被泛称为边疆。因此，本书所指“西南边疆”，其地域范围即为清代的川、滇、黔、桂、湖广五省。清朝历史，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历300余年。据李治亭先生的意见，清朝300余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一百年，即“百年创业”“百年盛世”“百年衰亡”，无论是哪个时期，都战争频仍，贯穿于清朝历史的全过程。相比较而言，在清朝的三个百年历史中，“百年盛世”时期所发生的战争相对要少一些，中原腹地基本无战事，相对宁静，而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南边疆地区，则战事不断。雍正、乾隆两朝，处于“康乾盛世”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其边疆巩固、疆域奠定的重要时期，相应地，战争也频仍，仅在西南边疆域内域外，所发生的大小战争便难以计数，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5次：一是始于雍正四年（1726）五月，迄于乾隆元年（1736）六月，历时10年零2个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背景下，以武力“改流”和开辟“苗疆”为内容的“改土归流”之战；二是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迄于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历时整2年的次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三是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迄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历时整4年的清朝与缅甸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战争；四是起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迄于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历时4年零8个月的第二次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五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历时仅3个月的安南之役。以上所指时间，均只是各次战争的用兵时间，战前筹划和战争善后的时间未包括其内。以上5次战争，涉及的地域不同，规模大小不等，持续时间长短不一，性质、目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所产生的影响都较大。其中两次征讨金川土司的战争，性质与雍正年间征讨其他土司的战争并无区别，但不在所谓“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时间范围内，且用兵的规模和影响均较大，因此未将其纳入章“改土归流之战”的讨论范围，而是单独成章。事实上，乾隆朝两次征讨金川土司，以及与缅甸的战争和安南之役，均被纳入清高宗的所谓“十全武功”，即乾隆朝十大很有影响的战争中，其中发生于

基于39卷美国国会调查报告及大量史料，本书深入分析1941年珍珠港遇袭事件，试图厘清其预警延误和决策失误原因：一、固有的认知偏见：对新事物和新信息的忽略，无视情报专家意见； 二、组织间政治斗争：机构、军种间暗自竞争，情报交流和共享不畅； 三、搜集与分析脱节：未能将众多碎片化情报，整合为有效决策信息； 四、噪声情报的干扰：“信号”被“噪声”淹没，对分析判断产生误导； 五、预警响应的成本：对每个模糊预警都做出行动回应，成本过于高昂； 六、突袭者欺骗策略：虚假警报隐瞒其真实意图，或避免信号被发出； ……作者认为，面对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时，决策者不能全然指望战略预警，唯有接受并适应不确定性，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才能及时预警、正确决策。 本书被西方业界奉为“最全面研究情报失误导致被突袭的最佳著作”，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堪称情报学经典之作。

本书系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役的纪实作品。北非战役是同盟国于1940年至1943年在北非展开的抗击德意军队的行动，其目的是为打断轴心国的地中海航线，缓解苏联东线战场的压力。北非战役的*终胜利，也为“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本书通过大量的史料，详细描述了这场使同盟军逐渐从失败迈向胜利之路的漫长战役，再现了当时一出出金戈铁马，风云激荡的大戏。全书在叙述时还插入了大量的图片与作战的示意图，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与感受当时战争的情景。此书的出版不仅能满足军迷读者全景式的了解这场战役，也为人们重新审视北非战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