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研究唐代军事制度的成果中，有关府兵制的论著就占了其中的大部分，这种状况固然揭示了府兵制对唐王朝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及学者们对它的重视，同时却也反映了唐代军事制度领域中畸轻畸重的客观事实。随着整个唐史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逐步拓宽，军事制度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府兵制继续受到重视的同时，人们的视野又逐渐转向过去不曾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领域。本书就是针对唐代行军制度研究薄弱的现状而进行的研究，全书共十二章，从行军在唐代武装力量体制中的地位、行军制度之前的出征制度、唐代以前的行军制度、唐代行军的兵员构成、唐代的行军统帅和军将、唐代行军统兵机构的僚佐、唐代行军的编成及编制、唐代行军的兵种及其构成、唐代行军的真差、预警、警戒、唐代行军的一些战术规定、唐代行军的后勤保障、唐代行军制度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曾于1996年于台湾出版繁体字版，而今所出则为简体字增订本。

《江苏省民防志（珍藏版）》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全面系统、客观翔实地记载了江苏民防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江苏省民防志（珍藏版）》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服务行业发展，激励开拓创新，促进民防事业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至今90余年。从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历史之辉煌，斗争经验之丰富，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会第一时间冲到前线，将百姓护在身后。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铮铮铁骨和坚强斗志？在本书中，国防大学徐焰教授本着让年轻一代读懂老一代人的“初心”，为我们展示了鲜活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军史、战史。徐焰教授不仅写出了一段历史，更写出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曾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落后农业国，逐渐成长为独立自主、走上繁荣之路的强大国家。

兵役制度是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兵役制度史/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第三辑》以历史发展为行文脉络，探讨了以族兵制、世兵制、征兵制和募兵制为主的中国古代四种基本兵役形态，总结出经济、政治、战争和群体四大要素对兵役制度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

《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一部著名的兵书选本，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为适应军事教学和训练的需要，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校定后的七部兵书，起初并不是一部书，也不称“武经”，而是到南宋时才被正式以“武经七书”称之，并且逐渐被看作是一部书，此后历元、明、清而长期不变。《武经七书新译》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武经七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对原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和注译。

钱洁著的《中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主要探 讨以下问题：一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必要性与核心 路径；二是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概念、一般原理 与模型框架；三是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协同序参 量涉及公共服务质量与公民社会融人状况这两个领域 ，而可能影响协同序参量的控制参量，包括协同主体 及其权责关系、信息化基础、组织架构及政策体系等 ；四是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子系统、自组织动力 机制与运行机制；五是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现状 与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现社会公共 安全协同供给的路径与对策。

《我认识的鬼子兵》是方军的*部作品，也是他采访抗战老兵的开端之作。在日本留学期间，方军作为留学生，边送外卖边读书，认识了不少老兵。是这些老兵在知道了方军的国籍后，主动与他接近，试图用善待弥补曾经的罪恶。而方军则在这过程中试图向他们了解更多的战争细节。老鬼子的回应里有很多的回忆，基本再现了侵华战争时期*底层日军士兵的行为。所以，这对话很惊险。友谊和忏悔，愤怒和原谅。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努力控制情绪的同时，记录下了从此后不会再有的侵华日军老兵的口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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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集中讨论历史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军事与外交活动。 作者对交战双方的军队编制、人员、兵器、统帅以及军费等方面进行详尽的检讨，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者较少从上述角度揭示中国方面失败原因的做法，还原了19世纪的一段重要历史。作者指出，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存在很多问题，难以适应殖民时代工业大国的侵略战争；而在外交上，通过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公使驻京两事的重点分析，作者指出，清廷上下“天朝”观念和体制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外交“失矩”，说明传统国家在适应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榫卯不合的种种痛楚。

来自蒙古草原、依靠骑兵起家的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中后期衰落了，但骑兵并未过时，仍旧在元亡明兴的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兴的明朝用武力统一了中原，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多次派兵主动出击，深入蒙古草原内部，对逃回塞外的元朝残余势力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鲜有败绩。然而，自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继位之后，转攻为守，蒙古诸部卷土重来，纷纷南下与明军对峙。到第六位皇帝明英宗在位时，由于治军无方，致使北征的数十万人马在土木堡的决战中一败涂地。名臣于谦临危受命，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可惜因内部斗争最终人亡政息。此后百余年间，明蒙双方两相对峙，时战时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趁此时机在东北不断发展壮大，明朝与蒙古的战争就这样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新的一次改朝换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