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共同发起“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由三校轮流主办，每年一次。2009年，第四届论坛又轮到南京大学主办。经三方共同商定，第四届论坛的主题定为“灾害与公共管理”，南京大学将承办本次论坛的重任交给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中心共同承担。灾害是一个古老的话？。千百年来，人类面临各种灾害的侵袭，对灾害的抗争和思考也从未停止过。在西方，早在基督教《旧约全书》中就有“诺亚方舟”的传说；在中国，华夏的文明史几乎从“大禹治水”开始。在同灾害抗争的过程中，人类对灾害的认识愈来愈全，灾害不仅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为的，甚至还有社会正常运行的受阻；关注灾害研究的学科愈来愈多，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科、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纷纷加入其中；防灾减灾的能力也愈来愈强，由救灾、防灾减灾、综合减灾等几个阶段，正迈向应急管理阶段，各国政府（国家）、企业（市场）、民间组织（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救灾、减灾、防灾，并在救灾、减灾、防灾的过程中愈来愈形成合力，相互援助，众志成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校决定利用各自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探讨“灾害与公共管理”。在三校领导、相关院系与部门以及参与论坛的各位教授学人的精心组织和共同努力下，本届论坛于2009年11月7—9日在南京举行。论坛特邀嘉宾、国际著名灾害研究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康福特教授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研究员？别为论坛提供了题为《灾害恢复的动力机制——地震应急系统的恢复力与“熵”》和《有效应对灾害，创新公共管理》的主题学术演讲。论坛分为七个分论坛，与会者分别交流研讨了“政府灾害管理制度研究”“灾害应对的社会支持与社会动员…‘灾后重建与恢复”“灾害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灾害的文化、社会与网络传播”“建筑与空间技术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以及“灾害风险的预警与管理”。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而本书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王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一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本书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他们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自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我放弃”，那么，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一些农民工子女对基本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而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而对于主流价值观奄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一些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一些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澳门公共行政案例研究》共收录20个关于澳门公共行政案例，并对其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五一游行与政府危机管理》《“欧式贪腐”与廉政建设》《“社团社会”及其变化》《社团政策：低门槛、无监督与结社“繁荣”》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本书是第8卷《公共管理研究》，书中收录了《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我国行政等级问责发展特点及成效研究——基于2003—2009年等级问责事件的定量统计分析》、《非理性绩效考评、组织依附与目标置换——一个地方政府微观失范行为的分析框架》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记录了2001年～2010年这10年“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探索历程，。书中选编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均侧重于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研究，以这期间市妇联以及市妇女学学会、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组织的研讨会和课题研究成果评比中获奖的文章为主。 本书附录1《市妇联提交并列为市人大正式议案和被评为市政协优秀提案选辑》中相当一部分是以收入本书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为基础而形成的。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积极应对、处置与预防群体性事件？这是新闻媒体与各级政府最为迫切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深刻分析了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目标型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阐释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框架，媒体与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的博弈历程，提出了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应对的三种典型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从信息传播管理的角度，为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防提供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策略。本书适合媒体从业者、政府管理者、专业研究者阅读。

《公民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建构：主体性视域下的理性思考》从“何为政治？政治何为？”以及“谁之政治？政治谁为？”的本源追问与反思出发，在主体性视域下探讨了政治的人本终极价值，指出政治的目的性功能在于提升人的主体性，揭示了人的政治主体性的确认与实现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律动，以现代公民为主体的公民政治是当今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向与逻辑形态。进而在建构起公民政洽一股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中西公民政治演进的历史比较，内在地揭示了公民政治发生发展的逻辑与机理。最后立基于转型中国与全球化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和马克思的人本政治观为指导从制度——文化——主体的互动，多维度探讨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建构的路径。

《社会保障学》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结合点人手，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保障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现状，研究社会保障发展的规律，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本教材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结构和内容上有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分“基础篇”、“制度篇”和“管理篇”三大部分，力求反映当代社会保障学科的新发展；二是适用、好用，教材编写精练，并留有余地，同时为了配合各校开展多媒体教学的需要，我们还制作了与教材配套的课件，以方便广大师生使用。由于我们尚在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和探索中，偏颇、疏漏甚至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共同推进社会保障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责任，让我们引为同道，互相勉励，共同前行。

《进城农民工弱势地位改变研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详细的介绍了农民工在各个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和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本书共分五大章节：第一章，农民工弱势化程度分析：已成为城镇弱势群体的主体之一；第二章，造成农民工弱势状况的因素分析：制度的缺失与不公平；第三章，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理论支持；第四章，政府管理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现状分析；第五章，政府完善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分析：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制度安排。

绩效审计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审计的主流。《政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对中国政府绩效审计进行研究，在对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政府治理模式及其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影响，提出中国的政府治理正处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型期，进而分别就服务型政府初期和服务型政府成熟期的政府绩效审计目标、审计主体、审计范围和审计方式、审计评价、审计产品等方面给予政策建议，并通过深圳近年来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实践验证《政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