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套丛书包括：《公务员忠诚教育纲要》、《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纲要》和《公务员行政通用能力训练纲要》。《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系列丛书（套装共3册）》是在山西行政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领导下编写的《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系列丛书》之一，由本校院部分从事公务员培训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合作完成，由高建生、田忠宝担任主编。《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系列丛书（套装共3册）》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和阐述公务员忠诚教育的相关知识、理论、政策和实施方法、途径。全书基本框架由三部分组成：（一）公务员忠诚教育的基本理论，包括提出公务员忠诚的时代背景，公务员忠诚教育的内涵、特征和方法，公务员忠诚教育的国内外历史经验、发展趋势等。（二）公务员忠诚的基本内容，重点介绍了当前在公务员队伍中培育信仰忠诚、国家忠诚、法律忠诚、道德忠诚、岗位忠诚等的基本要求和实践途径。（三）公务员忠诚教育的实施，主要介绍了依靠学习培训、团队合作、榜样示范和科学考核评估等方法组织开展公务员忠诚教育的具体组织实施途径。

本教材贴近实际，知识全面，针对性强，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保安基础理论、职业道德、礼仪常识、擒拿格斗、基本体能、现场危急救护及相关法律、法规等保安基本知识；二是保安门卫、巡逻、守护、押运、护送、场所控制、随身护卫、技术防范等各种勤务知识；三是现场保护、保安消防技能、保安器具使用、保安应用文写作、保安队列训练和班务会、勤务检查等保安相关知识。

《警察文化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警察文化理论与实务的著作。作者自1992年起坚守警察文化研究阵地18年，第三版是首版13周年后作者所进行的一次全面修订和大幅度改写。《警察文化学（第3版）》集中外警察文化思想之大成，汇当代警察文化建设经验之精粹，构筑警察文化学学科之体系，是中国警察文化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对警察文化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书共分三篇十三章及结语。“总论篇”主要是对警察文化和警察文化学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的概述；“分论篇”主要是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对警察文化系统的物质、行为、制度及精神等四个层次内容及其所涉及的诸多内外关系等作具体剖析；“建设篇”则是对警察文化建设的有关战略战术问题进行“化零为整”的研究，并落脚于对中国特色警察文化建设目标的展望上，以期为我国警察文化建设提供明确的指导原则和切实可行的建构思路。全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叙述翔实，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系统性与专题性结合，史论结合，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以及注重以我为主、中外比较等特色。

绩效审计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审计的主流。《政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对中国政府绩效审计进行研究，在对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政府治理模式及其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影响，提出中国的政府治理正处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型期，进而分别就服务型政府初期和服务型政府成熟期的政府绩效审计目标、审计主体、审计范围和审计方式、审计评价、审计产品等方面给予政策建议，并通过深圳近年来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实践验证《政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一些建议。

《进城农民工弱势地位改变研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详细的介绍了农民工在各个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和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本书共分五大章节：第一章，农民工弱势化程度分析：已成为城镇弱势群体的主体之一；第二章，造成农民工弱势状况的因素分析：制度的缺失与不公平；第三章，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理论支持；第四章，政府管理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现状分析；第五章，政府完善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分析：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制度安排。

本书参考、引用了大量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政府能力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指出提升民族地区政府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作者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现状，结合丽江市实际情况，针对提升各民族地区政府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阐释了美国政府部门怎样进行调整以充分发掘电子政务的潜力。通过广泛研究，《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力图证明：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构建电子政府的技术能力，而在于克服政府内部根深蒂固的组织性分歧和政治性分歧。谁出资创建新的政府网站？哪个机构负责维护这个网站？谁来保证市民的隐私得到尊重？《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对于这些问题给出了深刻而出色的回答。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而本书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王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一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本书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他们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自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我放弃”，那么，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一些农民工子女对基本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而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而对于主流价值观奄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一些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一些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积极应对、处置与预防群体性事件？这是新闻媒体与各级政府最为迫切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深刻分析了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目标型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阐释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框架，媒体与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的博弈历程，提出了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应对的三种典型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从信息传播管理的角度，为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防提供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策略。本书适合媒体从业者、政府管理者、专业研究者阅读。

个体还是社会总体而言，风险可能随时袭来、无处不在。能否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那些面临现实或潜在风险的社会成员提供及时、必要乃至于有力的帮助.是检验和衡量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尽心尽力地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当代国家的一项核心职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