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影响，为解决行政僵化、财政危机、政府信用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为适应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化及公民对行政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社会环境的变化，20世纪末，日本自下而上开始了政府绩效评估。《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状况、发展沿革和主要特点。在中央政府的绩效评估方面，介绍了日本总务省的跨部门政策评价和各府省所进行的政策评价；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方面，介绍了日本地方政府的行政评价做法，还用专门的章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地方政府的事务事业评价及公共设施评价；《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还研究了独立行政法人评价，以期为中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绩效管理提供一定的参照。另外，《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还就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日本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评议与第三方评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日本政府绩效评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研究、开展政府绩效评估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书紧扣考试大纲，依照最新版本教材，针对自考特点，充分考虑广大考生的需求，灵活整合教材内容，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为自考生释疑解惑。每一分册均结合本专业本学科的知识结构、学科特点与实践要求，科学梳理知识点，巧妙提炼重点、难点，并选择历年考试中的典型试题加以分析，引领考生优化学习方法，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掌握答题方法技巧，最终帮助考生形成突破，取得成功。

《危机管理中的社会组织研究》阐释了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背景和现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了社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并对危机管理中的任务型自组织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本书是第8卷《公共管理研究》，书中收录了《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我国行政等级问责发展特点及成效研究——基于2003—2009年等级问责事件的定量统计分析》、《非理性绩效考评、组织依附与目标置换——一个地方政府微观失范行为的分析框架》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参考、引用了大量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政府能力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指出提升民族地区政府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作者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现状，结合丽江市实际情况，针对提升各民族地区政府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行政学导论》第一版出版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朋友、学生和党政界的朋友们对此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同时，策划编辑朱海燕同志对此书的修订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使我茅塞顿开。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本书的修订，对学术的追本溯源、究旨通宗都颇有裨益。在此，我对他们深表谢忱。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主张政府不干预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终结。笔者一直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持批判分析的态度，从来没认为它是什么管理新哲学、新范式。可以讲，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破产对本书的基本内容没有影响。这次修订主要是对一些章节增加一些新内容，如绪论部分增加了介绍黑堡学派的主要观点，公共组织部分增加了危机管理组织等。同时，对一些论述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使其更明确，更具说服力。

收集在本文集中的文章，论述也许不算深刻，有的文字表述也不娴熟，但这些文章仍然是有学术价值的。大多数作者都是中国海洋大学的MPA学员，有政府工作的实践经验。他们讨论一些局部的细小的问题，却能自觉、坚定地秉持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把握公共管理发展的大方向；也正是因为着眼于细小的问题，于公共管理的技术发展才有实际的探索、创新价值。有了这样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们至少不至于违背公共管理的常识去发表“雷人的官话”，做有违公共精神的事情；我们也期待作者们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继续保持探索理论、研究问题的热情，以你们的才智和良知为我国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就业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动态研究：以广东为例》在系统回顾就业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国内外对就业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构造了就业水平指标体系、就业的产业结构指标体系、收入分配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指标体系，建立了VAR模型，对广东就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就业的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并用协整检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就业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动态研究：以广东为例》的主要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就业的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均衡关系，并且这种动态均衡关系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最后，笔者综合全书的研究和定量分析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广东就业与居民收入分配良性互动关系的政策建议：经济增长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保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制度保障；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增强其就业能力，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先决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容量，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空间依托；继续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经济政策，积极开发广东就业增长点，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根本；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是建立两者良性互动关系的最后保障。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而本书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王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一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本书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他们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自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我放弃”，那么，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一些农民工子女对基本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而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而对于主流价值观奄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一些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一些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本书系统全面的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保障相关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关于社会保险的研究；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关于住房保障的研究。这本书体现了作者在社会保障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