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视野下的软法》主要内容包括：海洋渔业领域中的软法、环境保护领域中的软法、科技领域中的软法、经贸领域中的软法等内容。

《社会组织化发展与公共管理改革》围绕我国公关管理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结构及其功能的变迁，从逻辑演绎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对社会组织化发展与公关管理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组织化、国家社会合作共治的公关管理等概念，指出社会组织化发展与公关管理改革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以及从行政管理到公关管理的发展将趋向于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公关管理。

公共服务动机是西方公共管理领域新兴的一个研究主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是西方学者面对由于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下降引发信任危机而作出的理论上的努力。作为对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设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反思与批评，公共服务动机关注公共组织成员的利他动机，是公共部门理想的工作内驱力。《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对中国MPA研究生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分析》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以西方描述官僚行为的新兴理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了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和特点，详细综述与分析了国外目前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MPA研究生为对象，在我国当前背景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也为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妥善应对突发事件，积极做好群众工作，维护好社会稳定大局，是当前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央衡量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要加大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应急能力培训，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胡光伟主编的《应急管理》一书，共分五编（应急管理常识、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和社会安全事件类）三十一章，每章围绕界定、特点、影响、基本情况、组织指挥体系、应对流程、应对原则、注意事项、应急预案和典型案例等方面展开，力求准确全面地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应急管理》就政府应急管理如何展开、注意事项等一一作以解答，并附以应急预案和典型案例予以说明。

汪玉凯编著的《公共治理与非营利组织管理》主要介绍了中国政府与公共管理，非营利组织理论，非营利组织发展对公共治理的影响，社团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管理，社区服务组织及其管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趋势等内容。本教材主要面向国家公务员，按照“党和国家的事业需要什么就编写什么、干部履职尽责需要什么就编写什么”的要求谋篇布局，以帮助各级公务员提高素质和行政能力。教材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既对学科基础理论、前沿理论作简要介绍，又对实践案例进行理论分析和提炼，有益于公务员改进工作、提高能力。

《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不同于以往研究中或对国外理论单纯的介绍引进，忽略了理论表述和实践问题的统一；或对中国女性公共行政问题的个案分析，重在针对某个女性问题的思考。对美国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研究取向进行追踪，对各个基本主题进行评述，力求在把握美国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主线、核心和全景的基础之上，再结合当前中国的实践加以分析和评价。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各种新旧矛盾叠加交织，不可预见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而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出现则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这些问题的危害，这就为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重大的课题。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之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更加凸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而行政管理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涉领域同样广泛，行政管理效能和效率直接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对于行政管理进行理论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是推进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本论文集所承载的理论研究正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其主要收录了贵州省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年会交流论文以及贵州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关于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系着文化民生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着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伟大复兴。为了普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知识，提高全社会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认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发展，作者编写了此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20问》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什么是公共服务？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什么是公共文化产品？什么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等。

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们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把这六十余年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立和实行了一套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就行政体制而言，中国建立了一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行政体制。在党政关系方面，党的各级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关系不明确、不稳固，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各项事务中起决定作用；在政治与行政关系方面，坚持政治挂帅，经济、社会事务让位于政治工作；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政府权力没有边界，政府集中了过多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权，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缺乏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主经营的权力；在政府系统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下级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地方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另外，人事制度缺乏科学的选拔、录用、考核、退出机制，行政监督不力，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种种弊端逐渐显现。新中国的行政体制经过30年的曲折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共问题是人类生活普遍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类群居的地方，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问题，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公共需求与公共需要，如公共安全问题、市场秩序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等。公共问题不同于私人问题，它超越了私人问题和集团问题的范畴，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公共问题的解决与公共需要的满足不仅会影响公民个人权益的实现，影响公民公共生活的质量与幸福感，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为了维持正常的公共生活秩序，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为了满足公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政府就必须认真地解决出现的各种社会公共问题，就必须适时地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公共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