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同志是一位老同志。他192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运动，随后入团转党，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全国解放前担任云南省工委书记。这部回忆录就是他在白区工作的忠实记录，其中很大一部分写的是云南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旧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的主要法、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这种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周恩来同志在1947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称作“第二战场”；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5月30日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新华社评论中则称之为“第二条战线”。他们都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提到同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我党在白区工作中，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云南地下党的成绩就比较突出。在“皖南事变”以后，他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荫蔽为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认真执行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为贯彻这一方针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抓住西南联大这一有广泛影响的重要阵地，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存在尖锐矛盾这一有利条件，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积蓄了比较雄厚的力量，因而在民主运动来潮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高潮迭起，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西南联大和昆明被誉为“民主堡垒”。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独裁，昆明又爆发了以反内战争民主为内容的震动中外的“一二·一”运动。周恩来同志称这个运动是“新的‘一二·九’”。它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场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云南地下党又坚决贯彻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的蒋管区工作总方针，不仅多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中共党的组织始终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发动了农村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纵队的12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中，云南的革命武装就有10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解放了云南的60多个县。最后又争取了卢汉起义，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全云南。真正做到了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里应外合，迎接胜利”。对于云南地下党的工作成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志都曾予以肯定。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12月15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中，即以“昆明罢课”作为“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周恩来同志1947年9月27日同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人谈话时，在讲到“三勤”政策的执行时说道：“同样由南方局领导而且也执行‘三勤’政策的云南党并没有发生马、王、李三处的同样错误，而且一经上级推动，即在民主运动来潮时起了模范的作用。”（《关于“三勤”政策》）邓小平同志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所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中讲到卢汉起义后又发生李弥、余程万两军叛变时，也曾说道：“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的有力地协同和支持之下，才能迅速地扑灭李余两匪的叛乱。”云南中共地下党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总的形势下，云南省工委带领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紧密团结广大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也与云南的各种条件有相当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予以指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周恩来同志先在南方局后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长时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的白区工作方针，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他在不同时期对于地下党的斗争策略、斗争口号、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等方面，都有许多具体的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同以往几个历史时期相比是最成熟的，遭受的破坏是最微小的。应该说：周恩来同志那种炉火纯青的指导在这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郑伯克同志的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作了很好的注脚。当然，这不是说我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没有损失和牺牲。在白色区域，敌强我弱，实力悬殊，斗争就是打仗，损失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像重庆渣滓洞牺牲的罗世文、车耀先和齐亮、刘国（上大下多）等共产党员，他们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了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在昆明也有“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和惨遭敌人杀害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他们的牺牲，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高潮。这些先烈们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郑伯克同志今年已是90高龄。他以耄耋之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查阅不少资料，亲自动笔，几经寒暑，撰写了这本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不仅内容详实，而且既写成绩又写缺点，可称信史，为研究党史，特别是研究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当会受到党史工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

暂缺简介...

本书没有收录发行量较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选辑了十三篇文章，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选辑了关于全书总体设想的三次谈话。这些文章加上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七篇文章，约为全书篇幅的一半。也就是说，本书有一半篇幅的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二十四篇新发表的文章中，有两部分比较重要。本书结集了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是他留下的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和掌握这些精神财富，对于党史界提高史研究和党史工作水平，对于广大读者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都是很有裨益的。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分上、中、下三册。《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为下册，时间从一九九六年三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后，以一九九七年九月党的十五大前，区收入重要文献六十五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的文件三十一篇，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三十四篇。有十五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中国的50年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50年。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一，从受人欺凌到备受尊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国防力量日益强大；各民族兄弟团结友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继香港之后澳门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我们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欢乐祥和、蒸蒸日上；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对中国的前程充满信心。面对此情此景，所有关心我们民族命运，为国家前途而奋斗的华夏子孙，无不从内心发出深情欢呼：祖国万岁！...

该书系天津社科院1999年度重点项目《90年代邓小理论研究述评》的最终成果，由邓小平理论研究所聘请专、兼职研究人员及院内外有关专家组成课题组，共同完成。这项成果在研究思路上贯彻了面向新世纪、在更高的起点上全面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力求通过对90年代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回顾与梳理，了解和把握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开拓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在研究内容上力求全面、系统地把握90年代邓小平理论研究工作的情况，全书分列20个专题，从纵、横两方面对各专题研究情况作实事求是的综述和评估，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力求科学、规范。特别在资源的把握上，比较充实、准确。书中所引的每一种观点，都注明了出处。篇末均附主要参考文献，给读者提供了各个专题比较完备的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最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的人士阅读，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对全书进行了统一规范的标点，采用简体横排的方法重新刊印，诚为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

本书以及其它相关论著在战后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领袖。本书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史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近代化是由西方引起、日本的近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通说。同时，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日本学术界，丸山真男的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学习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同样如此。所以，在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对基本观点的研究和把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由荣长海、张景荣主编的《邓小平若干基本观点研究》一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9月版），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该书是天津社会科学院1999年度重点项目《邓小平若干基本观点研究》的最终成果，由该邓小平理论研究所聘请专、兼职研究人员及院内外有关专家组成课题组，共同完成。这项成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从基本观点这个特定视角，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这项成果之前，理论界已有一些文章对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探讨，但比较分散，在系统性上有待加强。而该书对邓小平理论中一系列基本观点的研究，则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学科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际战略、祖国统一、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样集中地从基本观点这个特定视角，对邓小平理论各方面的内容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是深入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有益的尝试。二、内容扎实，视野开阔，研究方法有独到之处。该书对邓小平每一个基本观点的研究，都力争在对《邓小平文选》以及党中央重要文献中的有关论述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并系统地了解理论界在该观点研究上的具体进展的基础上进行，力求全面完整地把握每个观点的具体内容，以及该观点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萌生、确立和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各个环节，把握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的作者还探讨了邓小平基本观点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了这些基本观点作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的要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了它们与体系中其他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的作者考察了邓小平基本观点的思想来源，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古今中外思想对邓小平基本观点形成发展的影响。有的还进行了比较研究，考察了邓小平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考察了这种基本观点与当代其他社会思潮中相应观点的异同。当然，该书作为集体研究的成果，各个部分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着力点各有差别，写法上也各有千秋。但从成果的总体来看，已经显示了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该书26篇文章是从课题组30多位同志一年多来撰写的30多篇研究成果中遴选出来的。涉及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在最后编定前，作者都对文章进行了反复修改。从总体上看，该书作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本书内容包括：全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考试大纲（试行）；公共知识笔试题；公共知识面试题；专业知识笔试题；专业知识面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