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身上有一种很安然和从容的气质，即便是在“9·11”之后，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仍然是每天晚上9：30到10：00之间上床，仍在早上5：30起床，保持七个半小时的睡眠；仍然悠闲地吃午饭，每天在傍晚6点左右就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在脚踏车上锻炼一阵子；仍然在戴维营进行长跑，而且几乎每周都去一次，总在星期五下午提前离开白宫，并仍邀请朋友一起去；在周末，他仍然邀请朋友在白宫参加宴会；晚上则常常留出一些时间看书，并且往往与时事无关，有小说，也有历史。他的这种心态对周围的人和普通民众有着很强烈的暗示作用，让他们感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没有什么能够奈何美国的安定与繁荣，也正是有着这种自信和乐观，民众才会继续快乐地购物，经济才会迅速复苏。张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多家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在海内外媒体发表文章数百篇，近百万字。近著有：《第三次海湾战争》（合著），《后“9·11”世界》等。在谈到200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一位民主党人说了一句令人感到很吃惊的话，他说，“民主党获胜的机会几乎为零”。在他看来，尽管民主党人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发现了机会，但他们很难对布什的连任之旅构成什么威胁。说起布什的优势来，很多人都会想到反恐、经济乃至萨达姆（被捕）这几个关键词来，但事实上，即便是在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反恐形势严峻、经济不景气时，布什的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很多选民似乎对那些不利因素熟视无睹，这是为什么呢？不可否认的是，智商不是很高的布什美国宾州罗文斯坦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布什的智商（IQ）指数为91，仅为前任克林顿（182）的一半，是过去50年来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一个。老布什只比他略高，为98，在过去半个世纪内的12位美国总统中，只有布什父子智商在100以下，却有着极高的情商，而这实在是他制胜的法宝。无论是合作精神、领导艺术，还是个人魅力，布什都不逊色于一些杰出的领导人，尤其是在“9·11”之后，布什的一些特质充分地得到展现，并成为赢得民众支持的关键。布什的亲和力是令许多媒体津津乐道的。曾经有些媒体报道过布什的笨拙的表现，布什的一些口误甚至都成了国际笑话，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布什的不拘小节和偶尔的笨拙却拉近了他与民众的距离，人们感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有高人一筹之处，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不仅如此，布什在从政的生涯中始终有着很好的亲民口碑：在他当州长时，他常常会在发表完毕业典礼致辞后站上一个小时，与每个毕业生握手；在社区招待会上，他会与前来看他的上百人一一交谈；每当穿过宾馆的厨房，穿过大楼的后门，他总是会停下来与厨师、门卫和电梯工交谈；在发生可怕的洪水、飓风、大火、恐怖袭击之后，他会跑去拥抱那些受灾的人们，安慰他们，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总是面带着微笑，不停地与大家握手，久而久之便与民众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而见过他的人大多都相信他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布什所具有的乐观态度也让民众感到踏实。还是在学校时，他就树立起了快乐达观和爱开玩笑的名声，因而深受瞩目。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布什从不努力在学校里争夺荣誉，而是通过伶牙俐齿和善于赞美脱颖而出。高中时，他成了“孩子头”，举办学校的周末集会，建立少年棒球联盟并自任主席。在耶鲁大学，他留给同学们最深的印象既不是他的头脑，也不是他的精力，而是他广泛的亲和力。为了结识更多的人，他甚至会熬夜背诵学生登记表。由于他十分明白人是需要赞美、尊敬和重视的，他总是能够团结许多别人所难以团结的人，尽管他身边的人几乎个个神通广大，但他却有办法让那些人俯首帖耳。布什身上还有一种很安然和从容的气质，即便是在“9·11”之后，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仍然是每天晚上9：30到10：00之间上床，仍在早上5：30起床，保持七个半小时的睡眠；仍然悠闲地吃午饭，每天在傍晚6点左右就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在脚踏车上锻炼一阵子；仍然在戴维营进行长跑，而且几乎每周都去一次，总在星期五下午提前离开白宫，并仍邀请朋友一起去；在周末，他仍然邀请朋友在白宫参加宴会；晚上则常常留出一些时间看书，并且往往与时事无关，有小说，也有历史。他的这种心态对周围的人和普通民众有着很强烈的暗示作用，让他们感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没有什么能够奈何美国的安定与繁荣，也正是有着这种自信和乐观，民众才会继续快乐地购物，经济才会迅速复苏。更重要的是，布什还具有一种善于描绘令人大受鼓舞的未来蓝图的魔力，这使得他在“9·11”事件之后表现出色。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布什不仅表现出作为最高统帅的一面，更是表现出作为宣传者、安慰者和鼓动者的一面。他反复地告诉美国人，恐怖袭击不会压倒美国，美国会更精彩地站起来。尽管布什看上去有很多不完美之处，他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十分受欢迎，但至少在美国国内，很多人还是宁愿相信他可以为美国带来安全和经济的复苏，其信任程度远远高于民主党人。还有一个他的对手所不具备的优势是，布什有一个做过总统的父亲。老布什不仅给小布什带来勇气、忠告和人脉资源，还给他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研究了父亲所犯的错误后，小布什重犯那些错误的几率几乎为零。布什的执着也令人惊叹。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领导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地坚持自我，而布什就是这样？桓鲎晕腋芯跫俊⒓岢旨杭娜耍锤心切┰诠丶侍馍喜挥胱约赫驹谝惶跽较呱系娜耍缘叵嘈抛约阂还嵴罚蛑笨梢运担韵嘈抛约旱呐卸稀２际驳恼庵旨崛滩话巍鞣置鞯男愿穸悦拦酝庹叩闹贫ㄓ跋旌艽蟆６苛业淖诮绦叛觥⑴业奶烀馐对蚴沟盟浅Ｈ菀捉邮苄卤Ｊ嘏傻睦硐胫饕逅枷搿？我们所看到的布什政府也确实是一届鹰派色彩非常浓烈的政府，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到沃尔福威茨、博尔顿，个个都是实权人物，而且彼此都有很深的工作和思想渊源，借助“9·11”危机，鹰派得以青云直上，大展宏图。有了鹰派这个重要的推动力，有了新保守主义这个当量巨大的“精神武器”，布什的全球战略变得越发咄咄逼人和势不可挡，尽管他的理念和战略被讽刺为“坚持着也许是25世纪的自由理想，又行使着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手段”。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国力就逐渐显示出绝对优势，全球战略也显露出舍我其谁的气势，而在“9·11”的特定情势下，在布什及其班底的积极运作下，美国变得更加强悍而“无拘无束”了。不过，时间也会使布什政府逐渐意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尽管“美国无论在国力还是外交体制方面，都能够对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但同时也拥有着令人感到意外的脆弱性，缺乏单靠一国来统治世界的能力”。

超国家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所具有的职能是国家行为主体所不能替代的，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其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对各个国家行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对超国家组织的系统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或许我们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全球化视角，或许缘于中国的超国家组织才刚刚起步，所有这些未曾启蒙的实践制约了我们对超国家组织才刚刚起步，所有这些未曾启蒙的实践制约了我国对超国家组织的认识。其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程亦赤编辑的鼓励和支持下，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这套“超国家组织丛书”，并力图将全球视角与本土情境结合起来。

全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为美国外交政策，全部为英文，覆盖了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观点与重大外交实践案例，所采集资料皆为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专著中的代表之作，基本反映了美国学界对这一课程教学与研究的最新成果。下编为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所采纳之资料全部为本人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部分成果曾分别发表于有关的学术期刊如《中国藏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外交学院学报》等杂志上，重点探究了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美国情报机构、美国国会等插手西藏问题的方式方法及本质所在。

本书旨在从文化角度剖析东亚与西欧国际秩序差异的根源，并以文化为主线解析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生成、发展、充实和衰退过程及其分途的原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是汤因比的人类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同时各章节里又采用华尔兹的国际政治三层面分析方法及理论。研究文化与人类行为关系的成果不少，这里只列举几例，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研究文化对国家行为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则是新鲜事。自人类开始研究国家间关系以来，文化的因素一直被忽视，研究的焦点总是放在国家为了权力及财富而争斗的互动关系上。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试图从文化这一视角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展望国际关系的未来，并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是影响国家行为，乃至国际社会性质、结构及互动方式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人们常常使用“求大同，存小异”原则以求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应当注意到，这里的“大同”与“小异”指的是价值意义上的“大”与“小”，而不是对中日间实际存在着的异同的描述。事实上，如果就中日间实际存在的异同来说，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着“大同”，同时也存在着“大异”。如果我们小看、轻视了两国间的“大异”，就不可能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同”。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历史上有过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但也曾有过兵戎相向的时期，尤其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严重地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新中国建立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并最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然而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始终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始终存在一些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日两国间的某些不和谐之处越发突显，尽管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人员往来有增无减，但两国民众间存在的误解越发严重，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事件时有发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中日间不少学者就此也做了多方面的探讨，试图对此有所解说，寻找原因，找出破解之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2003年学术年会专门确定了“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主题，邀约中日两国有关学者，如张蕴岭、滨下武志、天儿慧等，从“他者”的角度对中日关系及中日两国各自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对方，认识自己，从而在思考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无根、无据、脱离实际的认识，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有益意见。

在本书可看出，作者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作者对中国和平崛起还认识偏颇，心存疑虑。显然，作者是受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将占主导地位，日本必须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妥善解决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各种问题。杜浩：撰写过多部（篇）关于日本外交政策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著作及文章。曾在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学院、牛津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曾担任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法国图卢兹大学的客座教授。现在是纽卡斯尔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员、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陈来胜：197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系，到人民出版社编辑工作至今。除翻译、编撰一些文史、政治类文章外，还与他人合译英文著作《资本主义史》，德文著作《列宁生平事业年谱》，英文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艺术》，德文著作《德国工人运动史》，德文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词典》，英文著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论文体》。校订英文著作《文化唯我主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是德学者杜浩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本书的内容以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为主，但也涉及冷战时期两国关系发发展的各个阶段。本书使用的“安全”概念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并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国际关系的诸多方面。作者在本书中率直地谈了他对中日关系中的几乎所有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如日本政府不能正确对待侵略罪行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军备问题以及区域合作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读者非常关注的。

现今，人类社会已阔步迈入以知识经济为主特征的新世纪，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和智能竞争短兵相接，激烈空前。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奋力跻身于世界强林的发展中大国，在全面培育和促发原始创新能力的同时，也亟待提升全民的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与世界意识、塑构战略型的理论思维。有鉴于此，继续强力推进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为使这部近代国际关系史在现有研究水平上有所突破，我们在所能涉猎到的文献资料中披沙拣金、钩沉抉微，博采国内外同类著述之优长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在框架建构、体系创意、纲目拟定、结构安排、内容取舍方面均作出了艰苦的探索与出新。对于本学科研究内容中学术界公认的难点部分与薄弱环节的探讨，别出机抒，用力尤深。从主观上力戒千书一面之弊，着力体现自我特色。<

《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民进党与民进党执政、政党政治与政治文化、两岸关系的分析、国际环境与国家战略四大部分内容。“祖国和平统一的战备与策略研究”课题是教育部规划2001年全国社科重点研究课题，并获得教育部在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专题著作《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是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这本专著汇集了课题对基础性理论问题和相关的重要关键性问的探讨和研究，其中，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台湾政局的演变、台湾政治社会的迹迁、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推动国家和平统一进程中的战略与策略思考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提出有益的评价的建议。

要想理解冷战后飞速变化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本书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当今世界的理解。当今世界是建基于国际法之上，更加尊重规律，遵守规则的世界，是以仰赖以军力武器为主的“硬性权力”逐渐转向以经济影响力为主的“软性权力”的世界……不过，尽管作者对人类进入21世纪的未来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但本书仍然对恐怖主义、分裂主席、激烈的贸易竞争、民族冲突，以及贫富分化和对立所带来的持续冲突的可能性提了警告。《国际关系》通过全书各个章节之间的紧密联系，构建并论证了其主题，即当今世界已经从基于军力与威慑基础之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逐渐转向了多边合作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国际社会”的早期状态。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环球景象，五彩缤纷。历史列车把人类带进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跌宕起伏。中国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力图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为达此目的，必须加强研究，了解世界，认清时局，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轨迹，谋求取得主动权。陈永祥，1964年生，湖南桃江人。1986年、1991年、2001年分别于湘谭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世界近现代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著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等。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从争取美国的道义援助到争取美国的财政上军事上乃至政治上的全面援助）。这显示出美援外交在国民政府外交中逐渐占据首要地位。宋子文独特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以及他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显赫地位，注定了他与美援外交所结下的不解之缘。本书将宋子文至于中美关系这一广阔的视野里，全面系统的考察了1931至1945年宋子文从事争取抗日美援的主要外交活动，既如实地肯定了宋子文有功于抗战的美援外交成就和具有民族主义的特色的美援外交思想，又客观的揭露了宋子文维护蒋介石政权的统治，谋取私利的个人局限性。通过宋子文的美援外交思想与美援外交实践，审视宋子文的美国体验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进而审视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