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本书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遵循严格的推理和演绎途径，在国际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探究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立场选择的规律，得出许多很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结论。

《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多是在2007年9月19-20日由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合作主办的“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另有数篇是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所写的专题论文。当时，此会是与“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合并举行的。出版时，我们考虑到论文集的篇幅不宜过大，同时考虑到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合作情况，因此决定还是按照当初所设定的会议主题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出版。“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是2006年初我们向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出的合作计划。当时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研究计划，是鉴于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深远影响。而儒家思想对于中韩传统关系的影响，在学术界却鲜有研究。非常高兴的是，作为韩国人文社科最高研究机关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很快就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合作计划。同时，山东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历史文化学院也非常支持我们对于中韩传统关系的研究。

当西方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武器传入中国时，当中、西礼仪发生冲突时……正当盛世的乾隆朝，会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来自陌生帝国的〔异物〕，中国的大门最早打开的那一刻。木府藏书书系，由一系列世名著所构成，是中国历代文士和官绅之家必备的架上藏书。为适应古籍重读的当代倾向，我们在严格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专业的译注，保持了古籍的智慧原貌；同时，对书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关联性图解，对一些容易误读的词汇也进行了单列详解，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能让文言古籍焕然一新，从而让当代生活具备中国古代的所有智慧，这也是推出该书系的价值所在。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帝国，在与传统东方帝国相遇时，两种不同的文明在冲突中将如何走向融合？全本乾隆英使觐见记，二百余幅彩图全面展示乾隆盛世。

《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多是2007年9月19-20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另有数篇是由我院中外关系史研究人员所写的专题论文。当时，此会是与“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合并举行的。出版时考虑到论文集的篇幅不宜过大，我们决定还是按照当初所设定的会议主题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出版。“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山东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共同支持下召开的。鉴于学术界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涉外事务方面的影响研究薄弱和我省是儒家文明发源地的情况，我们专门组织了以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意在促进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相互结合，从而来推进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感到这样的研究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发挥中国在国际关系事务中的作用，并根据中国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智慧来调解国际关系冲突。2005年初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时，就曾着重强调“和而不同”这一传统的儒家思想，既坦率面对中美两国分歧的现实，更以理性和豁达态度表达了中美两国合作共赢的战略构思。这一事实说明，儒家文明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所编辑中英关系有关通商贸易档案史料，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总理衙门暨外务部全宗档案。共辑录主件、附件档案三百一十六件。二、《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所选全部档案依照具文时间编排。三、文件包括主件、附件，主件编有顺序号，附件不单独编排顺序号，其时间依主件编排。四、目录中每件档案的具文时间照录清代纪年，并对应注明公兀纪年。考证时间，目录中均用（）标识。五、全书所辑录各件档案，均由编者根据内容拟定标题，编制中文、英文目录各一份，以便检索。六、原档案文件中一些特殊的专用名词及文字，目录中沿用； 个别专用名词，如人名、地名、机构名称等，在目录中全部统一。七、《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所辑录的档案，均按照原文件的形式采用高清晰度扫描去灰技术完成； 个别档案不清，皆因原档案基础不好，为保持档案的原貌，未进行加工处理。八、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不周之处，敬请中外读者不吝赐教。

《萨摩亚争端与大国外交》主要从大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角度论述1871—1900年的萨摩亚问题。论文认为，这次殖民争端，发生在正处形成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以争夺世界市场为内容，就性质而言，是产生在新经济条件下的旧式殖民争夺。所以，该问题的解决既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论文的结构安排上，采用了三层章节结构，章下设节，节下分细目，力求视觉上的清晰感和全文的条理性。全文分七部分： 绪论部分除介绍本题目的学术史和论文的学术构想外，还重点谈及作者对殖民扩张问题的一点理论思考。第一章是对1879年之前萨摩亚国际争端形成过程的概括。第二章论述1880—1884年列强在萨摩亚的外交协调和本地自治的最后时光。第三章详述1884—1889年列强为吞并群岛而爆发的外交争端和第一次萨摩亚危机。第四章涉及“共管”体制的运作与评价，以及大国政策在90年代的大调整。第二次萨摩亚危机和争端的最终解决，是第五章叙述的中心。结语是对萨摩亚争端中大国政策、大国关系和论文观点的总结概括。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中具决定意义的经济因素给予足够重视。在研究思路、模式及方法上，仍沿用传统的考证、归纳、对比、分析与综合的史学研究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还适度引进共时性研究的因素，大量进行比较分析，并补充一些文化内容。另外，本文对各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还适度采用了地缘政治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成分。 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本论文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及现实意义。

《中国与罗马》主要讲述了中西关系的缘起，并不在汉代。在汉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经具有了不连贯的、非系统的、不明确的和甚至大多是以传说和误解为基础的相互了解。在希腊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赛里斯国”的人，应属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关世界上有人居住区域的奇闻轶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某些身高达13肘尺（Coudée，约合0.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200岁。”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更多物证。近年来从人类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物质文明史角度从事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令人耳目一新。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西交流史源远流长，其肇端应断代为公元前数世纪时。

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门年轻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显著的跨专业特征和现实倾向。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通过不断借鉴、吸收和融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军事科学等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得以建立、发展和完善。所以说，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环境和繁荣程度。另一方面，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学术兴趣和视野，总是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局限。无论学者们怎样竭力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态度的中立，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向都与国家所面对的外部局势、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的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高校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改革，极大地解放了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也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开拓了无限的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与对内改革同步进行的对外开放，给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给学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如何认识和看待外部世界，我们曾经的意识形态敌人甚至战场对手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处理美苏对峙、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台海危机、中美关系波折等重大外部挑战？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机遇期，加速中国国力的复苏和增强？外交，国之大事也。这些重大问题30年来都吸引和鞭策着几代高校国际问题教师和学者。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日益明朗，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自己过去的发展，如何定位自己的未来角色，如何回应国际上的要求和期待？种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也使一个处在开放时期和崛起时代的中国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更迫切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辉煌时代铸就了国际问题研究的黄金岁月。回顾30年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西方理论的引介和扬弃已经得以深入的展，理论建设的主体意识早已成为共识，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探索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在国别区域研究方面，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已经自成体系，随着国家交往范围的扩展，研究的视野还在不断 拓；重大国际问题研究紧密地追踪着国际政治的变化，许多问题的源流得以厘清，为国家的决策和民众的认识提供着智力支持；中国外交和大战略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不同的学术观点于此争鸣。

《板门店：谈判见证录》通过对当年亲身参加这场谈判斗争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各个部分的领导和一些同志的回忆记述和资料整理，真实再现了板门店谈判的历史。写作中最突出的着眼点，在于描述板门店谈判的艰辛，以及抒写我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军事谈判中具有文韬武略，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坚韧不拔的精神，壮志凌云的英雄气概。为了细节真实，书内在某些有关谈判过程的叙述中，曾大量引用杜平、解方、柴成文等老领导的描述，因为他们作为代表团主要领导成员，其文字更权威可靠。

《五进蒙古 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是我国前任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黄家骙驻蒙古国工作的实录。作者从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从1973年开始先后五次进入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从科员一直做到副大使，《五进蒙古 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记录了他二十多年在蒙古国工作的情况和生活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