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的写作原则在于：其一，以考察比较中印学界在尼赫鲁时代中印关系问题上的各自立场观点为切人点，探求其问的异同，揭示差异所在，谋求达成共识；其二，避免以往学术著作中暴露出来的明显而浓郁的意识形态感情色彩以及偏激的政治色彩，冷静客观地探讨相关的争议问题；其三，尽量使用客观中立的词语和词汇来表述，戒免某些著作中常见的带有浓郁感情色彩或“冷战时代”印记的词语；其四，从纵向历史的角度，追溯两国关系的流变脉络和演进历程，揭示尼赫鲁时代中印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其五，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比较分析中印学界的不同见解，剖析中印关系曲折变迁的动机和渊源，揭示尼赫鲁时代中印友好和中印交恶的远因和近因、内因和外因；其六，总体把握和系统揭示尼赫鲁时代对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求消除历史积怨与伤痕，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避免大起大落，和平共处。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交化。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自然与整个国际环境密不可分。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良好机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妥善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不过是一瞬间，就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发展之好、之快，使世人惊叹不已，被视为近半个世纪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的崛起，内、因是根本，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归功于中华各族人民振兴祖国的坚强决心和辛勤劳动，归功于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始终不渝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也毫无疑义借助外部的适宜条件，得益于总体缓和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得益于世界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契机以及各国谋发展、求合作大势而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曲有利形势，造就了中国发展的成功；而中国发展的成果，又促进了三大因素积极效应的拓展。

《欧盟一体化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共分成四章。第一章重点涉及欧盟一体化理论分析的框架，按时间段回顾了欧盟整合的历史进程，重点讨论影响欧盟一体化的两大理论体系，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并对两大理论体系中的变种现实主义观和自由主义观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最后重点评估了欧盟一体化整合的现状和结果，并对影响欧盟一体化决策机制的制度机构设计进行了讨论。第二章重点涉及CFSP发展的历史起源和过程演变，分析了CFSP的目标、机制、手段，包括组织机构设计，同时以学术研究角度对CFSP本身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第三章重点以外交实践角度讨论了欧盟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其中包括跨大西洋关系下的欧盟与美国外交关系。分析了作为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突出讨论了日益发展的欧盟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最后分析了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与NATO的关系。第四章以案例分析为出发点，重点讨论在欧盟一体化理论指导下的欧盟共同政策对国际事务和活动的影响。具体的案例为欧盟共同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欧盟共同能源政策与国际能源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试图将欧盟自身的一体化实践所产生的决策和外交活动结果，放在国际活动和合作的框架内进行解释。

本文集的构想颇为宏大，首先以世界为整体，包括了北方与南方。这样的安排是建基于一种信念，即新旧形态的全球化是在各地人民之间交织着不平等的互相依存的关系网络，因此，任何好的变革必须在国家、全球的各个层面推展。本文集试图讨论现实中各个方面的议题——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因为不希望遗漏任何重要的议题。

国际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充足的全球公共产品，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以及国家与国家间利益的均衡。《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从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从科学认知、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三个方面阐述国家间的博弈，探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提供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的战略选择。

近代中外商约的谈判与订立，鲜有人论及。同类专论，亦属少见。《晚清商约外交》是王尔敏先生独具匠心的力作。作者积数十年之功，在梳理众多原始档案与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晚清七十年间，中国与西方列强在重大政治事件以外所签订的种种通商条约，论述了商约签订的经过，列强的勒索与愚弄，以及不平等条款的形成，中国利权的侵损。指出：“晚清七十余年间，中国每年之商税漏卮即可抵得上一次鸦片战争之赔款……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因乃著此书，以为国人提示另一种外交领域，其严重性有过于战败赔款。”《晚清商约外交》立论有据，论述缜密，资料详实，均见出作者深厚的功力及史学素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为我们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1919年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6月28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9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11月27日），1920年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6月2日）。但是直到1923年7月23日，才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随着该条约于1924年8月6日生效，和平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与此同时，1921-1922年冬天，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旨在将维持远东的现状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有必要从4简洁概述这一和平安排的最重要的内容开始。

《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遗产、从律劳卑到罗便臣、突破体制的努力：义律和邓廷桢的主张与措施、义律与鸦片问题、义律与中英关系的决裂、英人寻求在华治外法权的舆论准备、清政府的涉外执法透视、30年代的立法酝酿、义律与在华实施治外法权的尝试等。

《欧盟大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以欧盟中德、法、英、意四大国的外交政策为研究议题，以冷战后该四大国各自外交政策的转型和变迁为分析中心，以它们的当代大国外交和区域外交为具体个案，通过融合地缘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再辅以明白晓畅、轻松流丽的文字，力图使读者浸润其中，反复吟味，在历史的溯源中感悟当下，在当下的剖析中展望未来，从而对欧盟各大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知与了解。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8/2009）》由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写。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过30年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中国人民的物质文明生活明显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与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与世界各方的利益更加相互关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增大，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需要持久的世界和平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而中国的发展又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得益于世界，又致益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