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平化先生是中日友好协会第三任会长，于日中关系举步维艰之时，以至诚之心，同众多先驱挺身搏击于历史大潮，直至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两国许多人士熟知。本书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平化会长自1952年艰苦开拓时期至1997年去世时的、参与日中交流的亲身经历，是他在艰难曲折中致力日中关系的生动写实，折射出日中现代史的一个侧面。

民族理论学科应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开拓创新，应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研究就是一个必须弓J起民族理论学科关注的问题。跨界民族是指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于跨界民族与国境线相连，这样的特点决定，跨界民族问题具有更强烈的国际性。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跨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特点更加突显，跨界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多跨界民族的国家，加强跨界民族研究对于我国的内政、外交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跨界民族问题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众所周知，民族问题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看，它不仅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还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有些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邻近国家，如果处理不好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而把民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仅会导致国家的混乱、民族间的冲突，甚至会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可见，“跨界民族问题”当然属于“民族问题”的范畴，加强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理应属于民族理论学科的应有之义。

在近现代历史上，每每在中华民族气运的关键时刻和转捩点上，总能发现日本幽灵般的身影，一再打碎中国"起沉疴、图崛起"的希望，是让近代中国屡次沉沦的梦魇。当中国凭借改革开放重享大国应有的尊严时，日本又因参拜靖国神、挑起钓鱼岛争端，再次成为中国人民的麻烦。当前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威胁不过是其历史的延续。解除日本对中国的百余年来的威胁，不是想办法让日本弱小，而是要实现中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日本改变中国》剖析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线索，就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回顾，破解中日不能两强并立的魔咒。

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藏文书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并从阿拉伯文史籍以及《阿拉伯舆地丛书》（BGA），中做了大量摘译，从而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或对前人成说有所突破。例如，仔细研究了吐蕃人进入西域的主要路线，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种种说法，确认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只不过是双方的一次遭遇战；等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结论令人信服：中亚绿洲的所谓“突厥化”只能是几大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的事。

本书记述了唐家璇同志在1998—2008年间担任外交部长及国务委员期间经历的11件外交大事，文字朴实生动，有丰富的事件背景材料和诸多首次公开的外交细节，每个事件之后都有唐家璇同志的深刻思考和理性分析，体现了我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愈来愈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劲雨煦风》中，唐家璇同志撷取了外交经历中有代表性的大事，以点带面，娓娓道来。叙述中有精彩的议论，议论中有鲜活的实例，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唐家璇同志在应对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表现的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在最终实现双赢结果的中俄、中越边界谈判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过程中坚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在积极应对印度、巴基斯坦核试验中表现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在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稳步发展进程中展示的战略思维以及贯穿全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等等，这11个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脉络。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问题。用传统的说法来讲，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恐怖主义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全世界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两位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政策专家，都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休斯的主持下，他们解析了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应该从伊拉克撤军，还是继续留在那里？美国应该如何与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美国用什么样的强度来推进北约边界直至俄罗斯边境？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全球政治觉醒”有多重要？美国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必须捍卫自己在远东的地位吗，如何捍卫？……他们认为，美国今后几年内的外交决策将决定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唯有改革才能将美国这艘大船带入最佳航道。《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将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研究》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理论人手，对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成因、其理论内涵进行探讨和界定。其后，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进行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剖析该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中的“亚太特性”以及地区主义、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之间的关联，重点探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模式选择和路径。最后，深入分析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动因、历史沿革、战略考虑和主要特点。值得指出的是，部分课题组成员既是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者，又是实践者，他们对中国军队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和分析。

《蒙古诸部与俄罗斯（17-18世纪）》共分四章，主要内容包括：17世纪初漠西蒙古与沙俄建立关系；喀尔喀部与沙皇俄国；噶尔丹时期清政府对蒙古人的攻击卫拉特与沙俄关系；18世纪卫拉特人的抗清斗争以及俄卫关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府面临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推进世界革命的双重任务。苏俄、共产国际既通过政府间渠道，与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又通过广泛渠道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系，推进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帮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帮助促成了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尝试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视角看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打破仅从国共两党着手的局限，在系统利用新资料的基础上，对十月革命至1923年期间俄共（布）、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与中国各党派和政治势力的互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