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欧盟通过《欧洲安全战略》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推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有效多边主义”的国际角色。本书通过运用并发展欧盟对外政策的角色分析路径，立足于对欧盟—联合国关系的历史分析、主要政策文本的解读，以及人权委员会改革和安理会改革两个案例的考察，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欧盟想做什么和怎么做，即欧盟为何提出该角色，其含义是什么？二是欧盟做了什么和做得怎么样，即在联合国多边进程中，欧盟角色构想如何转化为政策实践，角色实践有效性和影响力怎么样？本书认为，这个角色提出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克服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欧洲身份认同危机。它的产生和构成体现了欧盟对联合国政策的三个目标：促进自身的对外政策合作、输出欧洲偏好和利益，以及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案例研究表明，欧盟的政策观念与政策实践之间存在差距。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关系次体系，而非单一的行为体，它可能以集体行动和次集团化或“去中心化”的分散行动两种方式参与和影响联合国的多边进程。这两种行动方式各有利弊，而欧盟的内部团结与其外部影响力之间也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性。

本书运用经济历史、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政权建设的问题。在埃特曼看来，欧洲的国家建设，在规模和范围上是与晚近的国家建设浪潮惟一可以比肩的政治发展阶段。从罗马帝国解体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这一段时间，欧洲创立了数十个新政权，这些政权原来都屈从于某个帝国的统治。在整个广袤的欧洲大陆，国家统治者们同样面临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压力增强、市场持续扩张、城市化以及社会和宗教剧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稳定的治理结构？如何担负国家机构的繁重任务？如何将形态各异的领土有力地统一起来？然而，尽管这些统治者面临类似的挑战，也处于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但在欧洲现代早期结束之际，已建立的国家结构在本质上却又很不一样，使政府政策得以实施并产生强制力的制度也各不相同。所以，埃特曼在这本书的具体问题是——“从西罗马帝国解体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那段时期，出现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有些国家为什么走上绝对主义的道路，而另一些则走上宪政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因素使得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官僚制的管理体系，而另一些在实践中却仍然延续一种世袭制（家产制）？

作者把视角放在西方27个民主国家，把时间限定在1945-1990年，把着重点放在选举与政党的关系上，进而总结出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特点。在作者看来，选举制度有三个最基本的属性：选举公式、选区规模、当选门槛，作者认为它们可以描述各种不同的选举制，这三个属性和代议机构的规模一起，对比例代表性与政党制度造成特别重大的影响。

三八线，原是地理名词，是指北纬三十八度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1948年，北纬三十八度线成为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的临时分界线。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根据协定所划定的南北军事分界线，就在北纬三十八线附近，但不完全等同于北纬三十八度线。不过，习惯上称其为三八线，三八线成为政治和军事名词。 关于三八线的由来、战后美苏对朝政策的源起、冷战初期美苏在朝鲜半岛的博弈等问题，历来都是人们感兴趣的题目。理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分析朝鲜半岛分裂的真正历史根源，同时，将朝鲜作为一个反映战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个案，可对深化冷战起源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鲸斗殃虾（An innocent bystander gets hurt in a Titanic struggle），来自朝鲜谚语，意思是“大鲸鱼打架，小虾米遭殃”，很吊诡地成为了朝鲜半岛战后命运的真实写照。美国约瑟夫﹒古尔登所著《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中译本的第一章所以题目就是“鲸斗殃虾”。 《鲸斗殃虾：美苏与三八线（1941—1948）》叙述的是自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提出战后托管朝鲜政策至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各自成立政府期间的历史，突出朝鲜托管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直至失败的过程中，美苏之间的互动、朝鲜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应以及美苏各自与占领区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朝鲜半岛分裂主因的同时，勾勒出战后世界格局变动中美苏对朝政策调整的大致轨迹，探寻朝鲜问题与冷战起源的内在关联。 与既往的研究相比，《鲸斗殃虾》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战后美国的对朝政策，而关于战后苏联的对朝政策研究较少。本稿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公开的大批前苏联档案，对主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叙述和分析。在很多细节的还原上，给人以小清新的感觉。其二，已有的研究，多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美苏之间以及美苏与朝鲜半岛左右翼势力之间的角力，而忽略了国际格局的变动、尤其是美苏全球战略的调整对美苏在朝鲜实施托管政策的影响。本稿将朝鲜分裂问题与冷战源起问题相联系，从大历史观的宏大视角进行探讨：战后朝鲜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受到多重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近时外交史》选目首重作者的首创和著作影响力，尤其注重选本的稀见性。所谓稀见，即建国后没有再版，且多数图书馆没有收藏，或即便有收藏，也是归于非公开的珍本之列予以保存，普通读者难以借阅。部分图书虽有电子版，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经典原著读本，纸质版本更利于记忆和研究之用。《中国近时外交史》精拣版本*早、品相很佳的原版图书作为底本，因而还具有很高的版本收藏价值。

本书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日美就冲绳返还达成了协议，而由返还范围是否包括钓鱼岛这一问题引发的日、美、中国大陆、台湾之间的博弈才是如今钓鱼岛冲突的起点。到底是支持蒋介石“钓鱼岛属于台湾”的立场，还是支持日本“钓鱼岛属于冲绳”的立场，美国左右为难，而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意欲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美国选择了“不持立场、中立立场”，决定钓鱼岛属于返还范围，但返还的是施政权，而非主权。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对这一复杂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并探讨了美国日本学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

《乌克兰研究（第2辑）》主要刊登了乌克兰和中国学者关于当前乌克兰政治外交、科教文化、文学欣赏、汉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文，其中包括乌克兰国家官员、知名学者等人撰写的论文，如《中国与乌克兰在各领域的合作》、《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它能为乌克兰带来什么？》、《中国科学重建的模式：李约瑟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乌中文化关系》等；同时收录了乌克兰汉学研究者的文章：《乌克兰的汉学研究》、《论中国文化中的“空、虚、无”》等。书中还收录了中国国内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如《乌克兰之殇：西化梦想与民主陷阱》、《读斯吉尔达的》、《淘来的“金沙”—读卡达耶夫的》、《积*实施国际化战略努力推进中乌教育交流合作》、《海上明月——写于乌克兰雅尔塔海滩月夜》等。

本书稿是戴秉国同志的回忆录，主要对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一点他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一点他早年的经历。这些战略对话和特殊经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从戴秉国同志亲历和见证的这些重大外交事件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本世纪初十年国际形势的波诡云谲、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中国外交的波澜壮阔，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自己，学习如何同世界打交道，为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更高水平上造福全人类而努力。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何在？为什么经济制裁日本不一定有效？美国战略重心是否真的东移？美国是否还能“管住”日本？东亚“无极化”的未来会怎样？作者用“认知”和“误认知”的分析框架，对中美日之间的相互认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实践进行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从庞大的信息量和瞬息变幻的具体事件中拨开云雾，把握本质。

本书以冷战后时期国际与地区格局转型为背景，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态势与未来走向，考察中印两国在政治互动、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军事与安全互信建设、地区冲突管理、非传统安全应对、公共外交对话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地缘政治博弈、边界领土争端、印美战略合作、中巴关系、印巴冲突、软实力竞争等重要因素的影响，并评估中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及其成效，以及印度的对华政策、战略崛起与国防现代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进而探索中印关系面向21世纪的动因、特征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