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美国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的论著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联进行论述的却寥寥无几，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本书以对美国意识形态两大基本构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析和梳理作为整个分析框架的枢纽，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的分析框架和结构。在纵向，本书主要是从美国的历史的角度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缘起、“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说”以及“意识形态与美国早期外交”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认识和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纵向和历史线索。在横向，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有关美国意识形态作用于对外政策的线索，即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种种表现，如人权外交、多元主义于外交之间的关系、反共主义与美国外交、舆论塑造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当然，在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之间的互动进行全景式、全方位分析的基础上，本书也对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种种表现一一作了精当的分析。 本书结构完整、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分析到位、结论公允。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相当精彩、深入，是近年来相关领域研究中一部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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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产生了新的王权，但政体的巩固则需要新的因素，共同体（国家或民族）意识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并非武力可为，实有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的“一统”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劝秦王：“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这里“一统”与“统一”意同，反映了当时华夏社会的“统一”思潮。李斯入秦后，力图利用自己的学识来激发秦王统一国家的观念。然而，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是克服民族偏见后逐渐形成的。顾颉刚先生通过批判伪古史体系揭示了中国统一观念的形成。“至于圣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時，祭黄帝；作下□，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本来楚国人的鴃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提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国语>>中记史伯之言，越本芊姓；但到这时，也只得随了禹而改为姒姓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这段论述说明了四点。中华各族古时存在着各自的信仰体系和明显的文化偏见；战争可以拓展疆域统一领土，但武力对统一观念和思想无能为力，也不能使人民安居于疆域之内；权力持有者（“几个聪明人”）用“改”祖谱的办法将各民族的祖先连到一起，使中原人的祖先与其他民族的祖先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再造起到了武力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从民族信仰上重塑的亲缘谱系发挥了“匡济时艰”的功效，“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华夏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是一家”的说法起到了“号召统一”的作用。华夏一统的合法性由此确立。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讲话是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赞扬那些既能守业又善扩张的父辈来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精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在；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他以同样的赞词歌颂阵亡将士，“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伟大。”“我们所应当记着的，首先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他们全体。”当然，国家不会忘记他们，除了纪念他们以外，“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的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伯里克利向雅典人呼吁：“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他多次提到“雅典”、“祖国”、“国家”、“帝国”、“城邦”、“土地”、“领土”等，希望用这些词表达一种“国家（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的培养是武力难以达到的。P110-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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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指导思想是：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其次，着意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是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单化。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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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别于通常的论文集，全书分三篇，形成一本类似专著的体例，其内容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第一篇关于学科建设，专家们总结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加强建设的各种设想和建议，可引人思考和进一步讨论。第二篇关于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学者们深入研究了邓小平的时代观、国际战略与策略思想、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我国的对外方针等重大理论，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深刻分析，不少文章有独到见解。第三篇关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重大理论课题，范围涉及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国际经济、科技、宗教、文化、地缘政治学等诸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专家们以鲜明的观点，提出各种看法，有不少创见。有些问题虽属初探，但也很有见地。要篇中还有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专题论文。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而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的历史过程：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艰难探索、英勇奋斗；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其最后二十年，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变化最激烈、最深刻、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二十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无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如果忘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走向未来。”“史”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一座城市文化的基础。当代人为了准确地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科学地洞察未来，渴望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本民族的过去、回眸所在城市的昨天。昨日和今日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契合，认识昨日是为了认识今日。中国有长达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上世纪末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二十世纪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关注一下历史变革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烙印；进而再思考一下我们新一轮的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也许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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