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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以全球化为切入点，从国际体系转型的角度，阐述21世纪国际关系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化，军事安全扩大为全球综合安全，以经济发展为基调，涉及社会发展、人文发展的全球发展被提上了核心议程。国家不再是解决全球困境集体行动的唯一角色，传统的角色、问题与方式，被赋予新的内涵，建构新的观念和合作性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趋势。人类文明是否能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的发展。《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适宜作为高等院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可为相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教学或科研时作参考。

《论合作安全》共分为六章，即合作安全的理论与现实，合作安全的机制分析，合作安全的地区分析，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中国安全观念的嬗变与合作安全观，中国安全环境分析与中国合作安全战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个别案例详尽研究为基础，对合作安全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中重点包括合作安全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历史基础等的探讨，合作安全机制的具体分析，合作安全的地区角度分析等，并结合当前的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就合作安全的重要内容——反恐怖主义合作作了具体分析，期望尽可能相对系统地对合作安全加以论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9个国家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称为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亚非会议是二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国家的人口超过了当时世界人口的半数。它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亚非会议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联合发起。会议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和相互关系；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有过一些故事　有过一些人　因何而来　来做什么　怎样的经历和命运　高原漠风中　隐约有背影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为染指中国领土西藏费尽了心思。英国、俄国、美国等国更是派遣了大量间谍潜入这片雪域高原，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收集情报。《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全景式地展现1774-1949年间外国间谍在西藏的秘密活动。沙皇俄国很早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俯瞰中国内陆、连接中亚和通往印度乃至印度洋的战略要地。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被中国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所吸引，下令与“达赖喇嘛辖地”通商往来，“但此商务往来目的不在牟利，而在派遣机敏人员随同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何路可通，即便路途艰险，也要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在沙俄政府驱使和支持下，军人、商人、教士和间谍不断渗入中国西部，探察通往及占领西藏的途径。随着俄、英在中亚的扩张竞争日益激烈，西藏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对西藏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侵略行动，陆军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配合下，派遣将校级军官率领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打着“地理考察”、“学术研究”的旗号，到西藏进行全面的实地勘察，为其进一步侵略西藏搜集情报。作为直接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他们由官方供给巨额资金，并配备卫队武装护送，从四面出动，企图进入西藏中心进行窥探，其活动规模之大，介入人员之多，盗窃情报范围之广，手段之卑劣，较之同时期英、美、日等国潜入中国的间谍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美关系是当今中国改革和发展大业的最重要的外部背景。作者认为，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并不在于通常所说的实力冲突，而在于美国人总觉得中国人没有按照他们的路子走。造成这一症结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固有的优势心理，而其根本源头在于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即19世纪以来西方人所构建的西方中心论。因此，不在意识形态层面与之交手和交流，一味地在“价值中立”的口号下寻求双方利益层面的交集，对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总以“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这绝非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而且必然会使我们时时陷于被动。作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发展、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同时论证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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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短短几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数重考验与变幻。为何日本前首相小泉一意孤行，导致中日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友好大厦几近倾颓？为何继任者安倍晋三一反常态，大刀阔斧破冰示好？围绕中日之间敏感而脆弱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从纵向梳理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曲折道路、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政令”关系，以及“后小泉时代“－新任安倍内阁的政策走向，从横向揭示了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政治障碍，以及伤害民族感情的历史认知问题，既准确地把握住了中日关系的脉象，诊断出了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又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出了极富创见的良方。《三国志》有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人解释说：“如登，喻难；如崩，喻易。”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的中日关系，殊为恰当。中日两国虽为近邻，但由于历史问题现现实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改善难而恶化易。特别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蔓延的情况下，两国关系更是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如何才能力挽狂澜，将纵横沟壑抹为一马平川，化皑皑冰雪为一江春水？作者在本书中给出了值得两国珍视的答案：从善如流，上善若水。

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其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等等的认同。由于对自身民族的认同，使这个民族很容易和其他的民族产生隔阂，甚至发展成敌对或是战争。而发生战争的结果会使民族更加坚信，想要生存下去并保持民族的独特性，就必须自治或是独立。于是，人们为了寻求自治和独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就是造成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因素。当最初的被迫反抗变为对无辜人群滥施暴力，当民族主义的得分性和宗教的非理性比以前更甚，当一种平衡无以为继、得不到合理消解终被打破时……极权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三大都会集中上演，人类潜在的魔念将会以决堤般的极端形式全面释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极为独特的历史时刻，危机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写镜头。这种状态如影随形地存在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也存在于地球村的角角落落。暴力不安，罪恶益重，在这种时代气氛之下，我们不知道这一股乱流将把人类引向何方。

《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记录了作者对于一些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思想过程，全书共分“东西方道路和资本主义”、“东西方对立与大调整时代”、“亚太合作与东西方互补”及“联合国与东西方新秩序”四部分，具体包括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的意义、冷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误区、关于时代特征问题的创见、新旧格局转换中的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与美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