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以来，北京与莫斯科从结盟走向对抗，从对抗走向和解，再从和解走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一书的作者，利用大量中外历史文献、影像、图表等资料，生动记述了近60年来这对双边关系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历程，不仅向人们全景式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中俄关系发展演变的足迹与作用，而且全面、客观、系统地分析了两国交往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本书是一部集学术性、史实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力作。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行动与世界体系》是德·蒙布里亚尔教授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他创立了实践学，以此来分析各种性质的有组织的人群的行动，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是行动单元。当今世界被分割为相互冲突的不同政治单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成为实践学问题中的重要一类。《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行动与世界体系》深入研究了实践学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互补的领域中的应用，通过分析处于世纪之交的国际体系来探讨当代存在的某些问题。作者跨学科的知识构成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研究运用了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工具。这部极富启迪性的著作的第一版就荣获乔治·蓬皮杜大奖，它为解读21世纪的国际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钥匙。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文化的作用在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且至今仍发挥着一定作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烙印；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蕴含着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伊斯兰文化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与碰撞至今仍对阿拉伯国家与西方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围绕西方与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历次重大国际事件背后都有文化博弈的因素存在。《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从文化视角考察和分析了贯穿当代阿拉伯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和社会思潮演变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及其对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以及重大国际问题立场的影响。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伟大的历史巨人，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认识，也有过意见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相互的谅解，也有过矛盾和斗争。这些友谊、合作、矛盾、斗争，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的差异，历史的氛围和个人的性格，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绚丽的光彩，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本书中“中国人站起来了”的真实写照，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礼赞，是毛泽东思想的真实体现。所以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

本书选收的是中国前APEC高官、资深外交官、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王嵎生先生最近几年撰写的近百篇“国际评论”和“国际漫笔”精品。作者以洞察青萍之末的眼光、独特的见解，观察国际形势，纵览世界风云。笔下文章分析深刻犀利，文风诙谐风趣，读者可能会对某个精辟的论断拍案叫绝，也可能会对某篇幽默讽剌会心一笑，这些独树一帜的作品，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参与中国和拉美国家建交的历程，目睹当地令人震惊的军事政变；与传奇英雄切·格瓦拉、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大律师平托、著名诗人纪廉、大文豪博尔赫斯等人的特殊交往……作者以一幅幅充满异域风情和摄人心魄的画卷将自己在新中国与拉美几个主要国家建交过程中身功其境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真实记录呈给了读者。

从全球化的影响和对全球化的抵制到反恐战争和中东的冲突，对外政策频频见诸报端、它的可能价值和局限性都至关重要。本书是20年来第一部关于对外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原创性系统研究著作。这部由具有国际声誉的杰出学者撰写的著作，考察视角遍及全球，并有丰富的事例和个案分析。尽管全球化影响深刻，但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对外政策仍是政治活动中的重要领域。在这里，行为体——包括许多非国家实体和亚国家实体已开始发展国际战略——参与并极力控制它们的分歧。对外政策涉及合作与冲突、双边和多边关系以及许多对外政策手段的运用，并在理性、协调和道德方面提出了重大挑战。它向内投射到社会，向外辐射到广阔的世界，体现了一种特殊共同体的关注，但也常常塑造国内社会本身。对外政策常常被视作精英的关注点，是最有可能决定生死命运的公共政策领域。本书主要讨论对外政策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为谁服务等问题，因此，无论涉猎广泛的普通读者还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都会有极大兴趣的。

李勇慧撰写的《俄日关系》一书付梓了。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俄日关系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18世纪末，沙皇俄国扩张到西北太平洋，与此同时，日本向北拓展，两国相撞，并于1792年开始进行正式接触。俄日两国为争夺西北太平洋岛屿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俄国和日本作为两个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争夺日益激烈，给远东的和平带来严重威胁。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半岛，两国于1905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出兵俄罗斯远东，参与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签订反共协定，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以此钳制日本可能对苏联发动的战争。1945年8月，苏联按照苏、美、英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宣布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并击溃驻扎在当地的日本侵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东西方爆发了冷战，苏联没有参加1951年9月的旧金山对日和会。1956年苏联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由于北方领土问题无法解决，俄日两国时至今日未能缔结和约。

这里有他们所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的始末，这里有他们所亲历的那惊心动魄的战火，这里有他们所亲闻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这里有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惊险故事，这里有他们和世界大家庭联欢的场景。一位位折冲樽俎、唇枪舌剑背后的资深外交管，是“身着文装的军人”，是“打领带的战士”，是友好的和平使者；一个个弥族珍贵的外交生活片段向世人揭开了中国外交管工作生活的神秘面纱；一幅幅不为人知的老照片，展示了中国大使外交斡旋的风采。台上，他们是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勇士、是积极参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和平使者，台下，他们是默默奉献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平凡百姓。

在编写《廖承志与日本》时，有以下想法。首先，想通过廖承志与日本的关系，部分地反映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廖承志可谓中国人与日本关系最深者，他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青少年时期在日本上学生活11年，20年代在日本参加中共“东京特支”革命活动，曾经两次被捕，进行英勇斗争。1928年在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并驱逐出境。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他于1937年春在延安主办《解放》周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同年冬，党中央派他到香港主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指导东江和琼崖游击队迅速发展，组织名闻世界的秘密大营救，使大批文艺界名人脱险。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对日工作，在开展“民间外交”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争取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的经历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日关系史密切相连，正如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所说：“如谈论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在这段中日关系中，我们力争写出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郭沫若、南汉宸等给予廖承志的教诲；写出松本治一郎、西园寺公一、片山哲、浅沼稻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竹入义胜、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园田直和很多有识之士与廖承志的交往、友谊、互信、合作。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史实，深度地感受廖承志与日本和他所领导的对日工作。第二，我们试图写出对日工作机制。中日民间外交，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大创举，是根据当时中日两国人民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而展开的。它从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渐积累和创造条件，来推动官方关系的前进。为此，国务院设立了外事办公室，由陈毅、廖承志任正副组长。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召集各部门有关日本的涉外干部开会，传达、讨论、研究、学习对日方针政策和对日工作，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达，下情可以迅速上报，会议的决定可以落实到行动，行动中遇到了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的机制。与会者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日本工作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崇敬和爱戴，对廖承志同志的爱戴和领导艺术的心悦诚服，对从事对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书中列举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肖向前等同志奋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的事迹，说明对日工作机制的重要意义。第三，我们想努力写出廖承志的魅力。廖承志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中外人士异口同声称赞他谈吐文雅，才华横溢，风度潇洒，豪放幽默，心胸宽广，肝胆照人，坦率诚恳，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