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世界与中国外交》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从2004年开始推出首部文集之后的第四部文集。这部文集记载了2007年国际形势出现重要变化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形势呈现出了许多与过去明显不同、且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新问题，如发生重要变化的起因是什么？窨应该如何看待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现状，是趋向衰落还是处于相对削弱？大国间相互调整关系的程度究竟对整个国际大势起何作用？又如，经济体的发展何粊平衡、迅速，它们对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为何不尽人意，它预示和隐含着什么？全球主要热点问题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如何？最后，对中国在2007年国际形势中作用该做出怎样的判断？所有这些问题是人们的关切所在，也是《变动的世界与中国外交》值得关注的看点。四十位来自京、沪、苏知名专家学者以及资深外交官司的论文，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层面，为读者做出了深入、求实分析，提供了思索的平台。

《京都议定书与国际气候合作》以国际社会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暧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国际谈判和所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为例，分析了各方在控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上所承受的巨大成本和《京都议定书》在减缓气候变暧这一国际公共利益上所能实现的有限成效，以及议定书这一气候变化领域新的国际制度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等不同类型的缔约方所提供的额外收益（选择性收益），论证了选择性激励因素和非集体性的收益对各国参与公共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的重要影响作用。

本书通过对礼仪规范的归纳和梳理，结合军队对外交往的特点，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军队对外交往礼仪的原则和内容。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研究军队对外交往中的文化背景、宗教和语言等主导文化因素，对军队对外交往中的跨文化交际进行了深入思考。 本书在注重礼仪理论性的同时，兼顾军队对外交往活动的事务性特点，全面介绍世界主要国家的军情、习俗及礼仪禁忌，为我军对外交往活动提供了可操作的行为指导。全书视角新颖、结构独特，可供军校学员、军队外事人员和出国人员使用。

《欧洲区域一体化：理论纲领、实践转换与存在的问题》是一部论文集，编辑在其中的8篇论文由德国和斯洛伐克两国的经济学家撰写而成。这8篇论文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组：第一组论文探讨的是同欧盟一体化有关的理论问题，第二组论文讨论的是在欧盟东扩后的政策调整与改革问题。文章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包括欧盟一体化与世界多边秩序的关系，从竞争联邦制的角度来分析欧盟一体化，对欧盟一体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进一步推动欧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前景，欧盟东扩后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调整、农业政策改革、劳动力市场政策如何适应新的形势，以及在东扩后如何对人口流动进行管理等。欧盟从酝酿到建立不过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欧盟作为一种包攘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制度创新。在《欧洲区域一体化：理论纲领、实践转换与存在的问题》中，作者们大都把欧盟的形成过程表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过程，不仅对这一创新过程的历史、现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提出了政策建议。需要提到的是，这些作者多数为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对欧盟所做的分析注重使用制度分析方法，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包括“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竞争规则”（wettbewerbsregeln）、“基础条件”（unternehmensmitbestimmung）等。因此，读者在阅读这部文集时会强烈地感受到德国经济学家所特有的理论风格。

伍贻康：国际体系的变革与欧盟的定位，李明明：认同建构与欧盟的制度发展。伍惠萍：欧洲政治公共领域与民主治理。余建华：欧盟对外能源合作若干问题探析。戴炳然：实施更为有效的对欧政策。张祖谦：中欧关系与北约因素。本书是上海欧洲学会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荟萃，论文既有理论思考，也有动向解析，涉及欧洲一体化面临进退两难困境和欧盟内外关系的调整变革诸多热点问题，还从不同视角对中欧关系的来龙去脉作出独到见解的评析，文中既可读到新意也可看到分歧。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积极的互动。本书主要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沿革和新的发展，内容涉及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东盟、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是迄今国内最全面分析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部著作。

很多人都说，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像是一门“显学”。其实，这门学科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只能算是一个小兄弟，不管是从形成的时间长度算，还是就学术的成熟程度而言。1963年以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以中共中央联络部下属的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建立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国际政治系的出现为标志，国际问题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堂皇入室”，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正式建制，从前那种零星分散、缺乏预算和统一规划的状态终告结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前史”阶段迈入了“正史”时期。虽然由于“文革”和众所周知的其他原因，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起起落落，相当曲折，但中国总归有了自己的国际研究队伍，直至发展成今天看上去比较壮观的景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就是一本专门讲授上述历史的著作，是一部反映新生代中国研究者的视角、水准和冲劲的学术作品。两位作者都具有国际关系专业博士阶段严格训练的背景，目前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位是社会学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一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教授，属于国关界新生代的专业人士。

《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密》主要依据美国最新解密外交档案，对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面对共同的现实威胁，从互相敌视的状态下，通过秘密渠道，彼此试探、摸底和回旋，最终接近战略共识，走向和解的过程作了精彩的论述。《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密》尤其对中美和解的具体成果、相互设立联络处的内幕过程作了细微的揭示，着重对美国驻华联络处的机制、运行和作用作了独特展现，对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两国基于长期的隔阂和各自的国内政治生态而产生的猜忌、摩擦和冲突作了深刻的剖析。《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密》的近百幅图片系国内首次披露。

《大国政治的悲剧》于2001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后，便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冷战后理论界一片“历史终结论”、“大战过时论”和“民主和平论”的声音中，作者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国家的悲剧，作为《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一结论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各类书评均已在各种刊物和网页上出现。但都只是对《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片面理解。《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译者也已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书评，以纠正读者的片面理解。作者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只有在完整阅读《大国政治的悲剧》后才能有所认识。

1949-1951年正是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以全新的革命姿态对亚洲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期，作为在亚洲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如何应对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是这一时期东西方冷战的焦点问题，也一直吸引着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兴趣。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美英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然而，到底美国执行着怎样的对华政策，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共识。至于美英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性质的分歧？美英如何协调其分歧、其基本范式如何？美英分歧与协调所体现的美英关系的性质如何界定？美英分歧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美英分歧和协调对当时的亚洲局势产生了什么影响？学界缺乏专门研究，既有结论存在重大分歧，往往因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或者受到研究视角和资料的限制而难免流于表面，或陷入片面。本书试图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钻研美、英、中多边档案，以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为研究视角，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不同于以往史学界对承认新中国问题的研究，本书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问题和中国对日和约签约权问题也纳入了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研究范畴。亦不同于美国或者英国对华政策及其比较研究的路径，本书以美英分歧和协调为分析视角和研究重心，旨在对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全方位的动态分析，凸显美英政策的互动。本书也不只是美英对华政策的个案研究，除了对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深入细致的史实梳理外，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东亚格局向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对华政策及美英对华关系的特性，并力图从新的研究视角，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对多边档案资料的发掘，对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进行系统辨析。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一、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立场基本贯穿始终，也体现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各个方面，尽管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有些区别。所谓美国政府准备同中国共产党和解，只是因为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中共的敌视态度及朝鲜战争的突发才阻止了这一趋势的看法难以令人信服。二、英国希望通过与新政权的和解来维持英国在华利益和影响的目标贯穿始终，事实上也为承认新中国、维护新中国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正当权益做了不少努力，基本坚持了承认新中国的原则立场。但英国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各项政策的形成往往不是一步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政策取向及其转轨时常拖泥带水，起伏波动甚至反复，也难以保持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及内在的矛盾。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体现，也与冷战背景下，制约英国对华政策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经常发生矛盾有关。三、与美英在欧洲问题上相对协调一致的英美特殊关系模式明显不同的是，不仅美英在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上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和重大冲突，而且其分歧的表现形式、分歧与协调的发展轨迹与结局也各不相同，很难一言以蔽之。在关乎英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对新中国外交承认和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这两个问题上，美英分歧发展到分道扬镳和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来加以解决的程度。在其他两个问题上，英国经过一番抗争后最终选择了妥协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英特殊关系存在极不和谐的一面。但不应忽视的是：第一，与美英分歧相伴而生的是它们之间频繁而密切的协商，不仅反映美英关系的重要和密切程度，也说明美英联盟具备及时化解矛盾和分歧的机制。第二，由于世界范围内利益交织，美英各有制约、影响对方的砝码，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基础。第三，美英关系因为实力悬殊，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但是一方面，英国在美英关系中并非被动和依附的角色；另一方面，英国又比较容易接受屈居美国之下的现实，当好主动的配角；加之美英在遏制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基本共识，并坚守不让美英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在欧洲问题上合作的底线，因而不存在因为对盟主地位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歧见及局部利益的冲突而导致联盟关系破裂的因素。因此，美英特殊关系在远东地区依然存在。美英盟友关系尽管摩擦不断但始终维系，并存在较为稳定的根基。四、导致美英对华政策分歧的深层原因体现在三大基本方面，多个层次：一是美英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冲突的远东及对华政策目标是导致美英分歧的根本原因；二是美英基于不同的外交传统与对现实问题的不同估计所形成的对华决策理念和思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英分歧；三是美英对华政策国内外制约因素的差异也影响了美英对新中国的决策取向。五、英国与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分歧与协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级解了中美对抗升级的紧张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为新中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砝码。但是，也应该说明的是，由于英国在这些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拥有特殊身份，它对美国所做的一些原则性让步，客观上限制了英国作为东西方之间的调停人及冷战缓冲因素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留下了不少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