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国际责任、对外战略和外交转型等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研讨。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20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与会。这里，我们选取部分会议论文以及因不同原因未能与会的相关论文构成第八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以飼读者。

以中国与中亚关系和中国对中亚政策为研究对象。在这个框架之下，《中国的中亚外交》对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中国中亚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国在中亚的基本利益、中亚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中国中亚政治的制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的中亚外交》以探讨和分析为主，以对事件过程的叙述为辅，力图能对中国的中亚外交给予一个全景式的描绘。

《国际热点与中国的外交应对》集中探讨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热点冲突中中国在外交上的应对问题。作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分别针对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立场和处理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其中邵峰的《朝鲜的核战略分析与中国的应对》、刘阿明的《朝鲜核问题：中国的利益、作用与反思》、焦世新的《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缅甸问题》都是值得一读的。同时，本辑的研究范畴还涉及软力量与中国话语权、中国外交的创新走向、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性问题等方面，罗辉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冲突调解中的作用分析》、陈锴的《国际战略文化研究框架的反思与重构》、赵可金的《试论新中国外交特色与外交学的中国化》分别探讨了中国外交中一些有待引起关注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对学界不无启发和借鉴价值。

《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作为一本方法论教科书，写作宗旨是分三个层次对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主要从哲学方法的层次进行介绍，分别讨论了事实、理论与研究范式；从学科方法的层次进行介绍，分别讨论了案例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形式模型法和诠释法；从实际操作的层次介绍了论文写作的主要方法与学术规范。 如果读者阅读《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之后，能够对研究对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对方法的理论与操作有更多了解，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更顺利地找到毛泽东所讲的解决过河问题的桥或船，那么《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就达到了。

《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主要介绍以外交转型为其研究对象。首先，要确定什么是外交转型？由于中国与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转型是一个继续进行时。你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的转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或仍在进行当中。《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讨论的是从传统外交到近代外交的转变，即从一个独特的宗藩体制的传统外交模式转到具有普遍规范的符合现代国际交往规则的外交模式。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暴乱，都与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势力的插手分不开关系。英国人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从南亚到南美，到处度由英国人埋下的祸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国人插手的问题之一。此外俄国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国人自己也陷入车臣的泥潭中无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夫”。近代中国的羸弱，为外国势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间。如1933年，英国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制造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马仲英激战。苏联支持盛世才击败了日本背景的马仲英，马则在败退南疆时击溃了这个“共和国”。最后由苏联红军支持，盛世才又铲除了马仲英在南疆的残余势力，“东突独”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存在了仅仅三个月，但这是第一次公开打出的分裂旗号，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在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确定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关涉三个核心问题：面对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勾勒出1815年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注目。《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总结国际秩序的类型，指出均势、霸权和宪政秩序呈现递进态势，而宪政秩序是围绕分配权利、制约权力行使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突出了战略约束对领导国的战略价值。其次，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逻辑，其基本思路是对国际秩序建构战略进行理论批评，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作者从对国际秩序源泉的争论开始，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传统秩序思想进行批评，致力于超越现实主义过分关注权力作用和自由主义所秉持的理性主义和契约制度理论，提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

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其走向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经历了短暂的“漂流”后不断走向强化，及至今天，其已由一个地区性同盟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同盟，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兼论其对中日关系》对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进行解读，考察其“漂流”、强化的历史过程、表现及深层次原因，并着重分析其在不同时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通过对日美同盟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的应对之策，并最终得出结论：日美同盟在近期内仍会继续存在，但不排除未来崩溃的可能性。

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问题既是同期国际关系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苏关系史发展中必须研究的要害问题，因而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选择、米高扬秘访西柏坡、刘少奇秘访苏联、毛泽东首次访苏、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等问题，共同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的阶段性历史链条，是解读这一时期中苏同盟问题的钥匙。《中苏同盟启示录》借助已解密的原始档案文献对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的确立、实施、破裂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希冀为当今和未来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俄国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两国政府间处理双边关系时特别关注的要害问题，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长期以来，中俄两国学者围绕彼此国界东段形成的历史依据一双方所签署的一系列相关双边条约的内涵、外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西方学者也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对中俄两国学者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历史反思，希望对当今及未来处理邻邦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处理敏感而复杂的国界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