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专为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编写的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及时代主题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各类国家的基本情况与对外战略，中国对外关系及其在当代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60年代，即肯尼迪和约翰逊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是美台关系演进中承前启后的阶段。在复杂的结构背景和微妙的时代背景下，此时的美国对台政策包含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美国在规划和实施其全球安全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时，必须对台湾地区进行审慎的定位。在中观层面，国共内战的僵局带来的两岸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是美国处理对台政策的重要议题。在微观层面，美国决定促使国民党当局“岛国化”，使台湾地区成为脱离中国大陆母体的“独立实体”。此时的美国，既要扶持台湾，也要时时约束和限制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常常陷入“羁绊”与“扶持”之间的困境。

冷战的终结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中国东盟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关系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2003年双方更进一步正式确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一个主要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东盟与中国毗邻而居，无论在我国的周边稳定、经济发展，还是在我国的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从战略高度出发，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东盟关系的演变及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基本前景进行展望，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专著试图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本专著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主要包括本专著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第一章首先阐述了本专著国际体系、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这一章对影响中国东盟战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同时，本章还剖析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盟的国际战略以及东盟对华奉行的战略。第二章首先总结了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冷战的终结对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的影响，论述了中国与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组织官方关系发展的基本状况，并着重分析了东盟地区论坛创立过程中中国东盟双方在战略上的考虑。第三章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与东盟在安全领域互信关系的构建，并对这一阶段双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与此同时，本章还重点分析了亚洲金融危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全面合作关系的新发展，以及双方在安全领域互信关系的深化，并对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与深化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章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区域合作的推进、亚太多极国际格局的深化这几个关系中国与东盟未来对外政策走向的主要方面出发，论述和分析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结论对本专著的主要观点做了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萨摩亚争端与大国外交》主要从大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角度论述1871—1900年的萨摩亚问题。论文认为，这次殖民争端，发生在正处形成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以争夺世界市场为内容，就性质而言，是产生在新经济条件下的旧式殖民争夺。所以，该问题的解决既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论文的结构安排上，采用了三层章节结构，章下设节，节下分细目，力求视觉上的清晰感和全文的条理性。全文分七部分： 绪论部分除介绍本题目的学术史和论文的学术构想外，还重点谈及作者对殖民扩张问题的一点理论思考。第一章是对1879年之前萨摩亚国际争端形成过程的概括。第二章论述1880—1884年列强在萨摩亚的外交协调和本地自治的最后时光。第三章详述1884—1889年列强为吞并群岛而爆发的外交争端和第一次萨摩亚危机。第四章涉及“共管”体制的运作与评价，以及大国政策在90年代的大调整。第二次萨摩亚危机和争端的最终解决，是第五章叙述的中心。结语是对萨摩亚争端中大国政策、大国关系和论文观点的总结概括。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中具决定意义的经济因素给予足够重视。在研究思路、模式及方法上，仍沿用传统的考证、归纳、对比、分析与综合的史学研究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还适度引进共时性研究的因素，大量进行比较分析，并补充一些文化内容。另外，本文对各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还适度采用了地缘政治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成分。 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本论文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及现实意义。

《中国与罗马》主要讲述了中西关系的缘起，并不在汉代。在汉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经具有了不连贯的、非系统的、不明确的和甚至大多是以传说和误解为基础的相互了解。在希腊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赛里斯国”的人，应属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关世界上有人居住区域的奇闻轶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某些身高达13肘尺（Coudée，约合0.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200岁。”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更多物证。近年来从人类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物质文明史角度从事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令人耳目一新。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西交流史源远流长，其肇端应断代为公元前数世纪时。

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门年轻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显著的跨专业特征和现实倾向。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通过不断借鉴、吸收和融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军事科学等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得以建立、发展和完善。所以说，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环境和繁荣程度。另一方面，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学术兴趣和视野，总是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局限。无论学者们怎样竭力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态度的中立，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向都与国家所面对的外部局势、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的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高校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改革，极大地解放了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也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开拓了无限的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与对内改革同步进行的对外开放，给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给学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如何认识和看待外部世界，我们曾经的意识形态敌人甚至战场对手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处理美苏对峙、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台海危机、中美关系波折等重大外部挑战？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机遇期，加速中国国力的复苏和增强？外交，国之大事也。这些重大问题30年来都吸引和鞭策着几代高校国际问题教师和学者。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日益明朗，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自己过去的发展，如何定位自己的未来角色，如何回应国际上的要求和期待？种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也使一个处在开放时期和崛起时代的中国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更迫切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辉煌时代铸就了国际问题研究的黄金岁月。回顾30年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西方理论的引介和扬弃已经得以深入的展，理论建设的主体意识早已成为共识，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探索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在国别区域研究方面，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已经自成体系，随着国家交往范围的扩展，研究的视野还在不断 拓；重大国际问题研究紧密地追踪着国际政治的变化，许多问题的源流得以厘清，为国家的决策和民众的认识提供着智力支持；中国外交和大战略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不同的学术观点于此争鸣。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由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东京大学的三位资深学者集结来自中、美、目三国的九位专家，经过多次研讨，共同编写而成。全书以1972—1992年的中、美、日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扎实的资料搜集和严谨的学术论证，指出中、美、日三国在这一时期内，超越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从战略的高度构筑了历史上第一个中、美、日三边合作的“黄金时代”。《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的主旨在于探寻这一“黄金时代”的本质——它的起源、发展以及终结：同时，通过三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起相互间共同认识的基础。作者们希望这种三边合作的视角，能够为21世纪的中美日关系提供启示。

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一次最为严重的直接对抗，危机将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本书充分利用各方新近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广泛参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力图从国际史的视野全面、系统、客观地考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过程、结果，分析影响美国、苏联、古巴三方领导人决策的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来揭示冷战的复杂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在研究这一事件时，大都将重点放在美苏两国，而忽视了古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书非常注重美国、苏联、古巴三方关系的互动，认为危机发生本身就是三方关系互动的结果，对古巴在危机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较多关注，使得整体论述更为公允、全面。

如何解读国家安全战略，事关国家兴衰和国民的前途、命运。要准确、全面地解读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具备非常前瞻性的宏观视野和非凡的战略洞察力、判断力，更需要对国家利益的绝对忠诚、穷尽真理的探索精神、不计得失的辛勤劳动、沤心沥血和集体智慧。 国家安全越来越具有相对稳定性，绝对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国家安全观及安全利益的界定，也必须依据不断发展、变化、调整中的安全环境不断调整。 本书为2008-2009年度“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全书分为三大篇：全球篇、地区篇、大国篇。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因依附论而享誉世界，关于5000年世界体系的理论则是依附论的直接延伸，作为发展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它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弗兰克超越了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思想的时间局限，以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了5000年世界体系的进程和发展逻辑，从而否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并指出西方正在衰落，亚洲可能重新成为世界中心。这些观点极具争议，但耐人寻味。人类中心论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话语，也是弗兰克世界体系理论的最重要基石。他抛弃了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困境。他向社会科学中一些既存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把历史社会学的批判性发挥到极致，开拓了视野。对于弗兰克的成就，不管是褒奖还是批判，人们都不能忽视它，尽管弗兰克也很难完全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