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本身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是带有通俗性质的读物。可以全面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事件及各方关系。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分为上、中两卷（下卷作者未刊），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蒋廷黻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收辑了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外交资料。据蒋廷黻的看法，这段时期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应当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此所录均为中国文献。作为一部资料汇录，《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广泛取材，以“择其信、择其要、择其新”为原则，几乎辑录了当时所有能够获得的文献，收文件近两千件。《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的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中国近代外交史这一分支科学的建立，有着筚路蓝缕开创基业之功，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知识产权”这个术语，我国是实行改革开放的1978年之后才在正式出版物中使用的。中美在1979年1月及4月签署的“高能物理协定”与“贸易协定”中，才以官方文件形式提及“知识产权”。也只是从这两项协定的谈判开始，知识产权才在我国的有关部门引起了初步的重视。“知识产权”在中国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则主要是由于1991年初到1992年初及1994年到1995年初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以及几乎同时的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谈判这几个大事件而造成的。从这段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以“一个共同的声音”来维持欧洲作为世界重要力量之一的地位，是欧洲一体化的主导性战略目标，因此，“一体化的欧洲外交”既是欧洲联合宏观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更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欧洲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战略诉求。本书试图提出并通过欧洲共同外交的概念对这一外交现象作出客观而深入的分析探讨。在研究模式上，作者从哲学观念起源、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现实政策规制等多个角度明确其内涵，以结构与功效的横向分析为主要切入点，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构建欧洲共同外交体系的经济外交支柱、政策安排支柱、国家实力支柱以及针对结构与功能所作的调整与改革，同时也就欧洲共同外交对国际格局、世界形势与双边关系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作了相关阐释。

《俄罗斯——欧盟关系研究》在简略回顾数世纪俄罗斯与西欧关系演变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新俄罗斯独立以来与欧盟各领域关系的发展变化，多角度地揭示了地缘政治影响下双边关系的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特征。其分析和论述重点在于：俄欧相互合作政策的确立和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建立的现实背景及法律基础；欧洲安全、欧洲一体化、经济相互依赖性、北约组织、美国、独联体和（北约及欧盟）双东扩等重要国际因素对俄欧关系的复杂影响；俄欧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中的分歧与合作；俄欧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以及其他关键问题。

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大国面临的崛起困境似乎是天然存在的。几乎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都会引起全球动荡与战争。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准确地将“和平变迁问题”认定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难题。《大国崛起困境的超越：认同建构与变迁》以认同建构的视角，从历史和理论的维度，对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崛起困境进行深度透视，探索在认同变迁的基础上超越大国崛起困境的可能性。本书认为，大国崛起困境是国家造就的，是国家间权力与敌意相互建构的产物，并不一定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相伴的必然现象。经过国家间坚持不懈的互信培育与认同磨合，逐渐削弱对权力竞争的依赖，和平变迁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就当下中国而言，塑造具有国际穿透力的中国价值，破除阻碍中外和谐互动的认同瓶颈，无疑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重大战略课题。

《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从民主德国的角度研究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问题。在分裂国家中，对国家（政权）利益的坚守固然重要，但对民族利益的诉求同样不能放弃，长期回避和忽视民族利益是民主德国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分五个阶段具体探讨了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的确立背景、政策内容及其演变历程，深入分析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指出了民主德国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及我国的启示。《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的出版填补了国内研究民主德国历史的空白，弥补了国内学者对德国史研究的不足，也弥补了国外学者对民主德国四十余年德国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客观性的不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和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合作成果《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交聘往来》出版了。这是一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英关系史的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文献一千多万件，其中不少涉及到中外关系史的档案主要集中在总理衙门暨外务部全宗中。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置于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改称外务部。现存的中英关系档案共五百四十一卷，一万一千余件。时间为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至宣统三年（一九二一年），是晚清外务部与英国政府及驻华机构外交活动的真实记录。从公文形式上看，主要有条约、照会、信函、咨文、电报等。文字上以汉文为主，另外还有百分之十五左右为英文及其它文字。有关清代中外关系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就已开始，如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相继出版《清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近年来也合作编辑出版过《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等，但将清代外务部档案中中英关系档案史料编辑出版，这还是第一次。为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专家学者们付出了许多心血。本书为《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的第四卷，所选内容集中在交聘往来方面。按照计划，我们还将陆续编辑出版中英关系其它专题的档案。本卷所选档案（主件、附件）三百七十九件，全部以原件影印出版，供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为使这些档案脉络清晰，编者按照档案形成时间顺序编排。同时，编者依据档案内容逐件拟定标题，编制目录，并注明中公历对照时间，以便读者检索。限于水平，疏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一、本書所编輯中英關係關於疆界租地、軍務兵器、獄訟交涉、財政金融、慈善賑濟、國際會議方面的案史料，均選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總理衙門暨外務部全宗檔案。共輯錄主件、附件檔案三百○一件。二、本書所選全部檔案依照具文時間编排。三、每份檔案包括主件、附件，主件編有順序號，附件不單獨編排順序號，其時間依主件编排。四、目錄中每件檔案的具文時間照錄清代紀年，並對應注明公元紀年。考證時間，目錄中均用〔〕標識。五、全書所輯錄各件檔案，均由编者根據内容擬定標題，编制中文、英文目錄各一份，以便檢索。六、原檔案中一些特殊的專用名詞及文字，目錄中沿用；個別專用名詞，如人名、地名、機構名稱等在目錄中全部統一。七、本書所輯錄的檔案，均按照原文件的形式採用高清晰度掃描去灰技術完成；個別檔案不清，皆因檔案基礎不好，為保持檔案的原貌，並未進行加工處理。八、由於編者水準所限，本書不周之處，敬請中外讀者不吝賜教。

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国际责任和利益紧密相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正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首先从中国国情出发，叙述中国对外关系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变化，并揭示出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同时，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与周边邻国等关系的研究，展现当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及中国在此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作用，预示了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良好前景。最后，总结60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历程，提出新时期的新要求，以期以理论带动实践，为中国国际地位和形象的进一步提升发挥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