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治来博士专攻的方向之一，是重视研究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学传统。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一种极具容量又极其繁杂的智慧之学。它通过对既往事件、人物、文献的归纳／梳理／考察，揭示特定历史过程的规律和特性，发现重复性现象的内在联系。对历史的阅读，加上历史学者的概括与引导，有助于人们减小自大与无知，缩短学习和改善的时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专业研究者所说的“历史学的态度与方法”（包括相关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承袭了这一优点。那些国际关系史家，如外国的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中国的李慎之、陈乐民，大多具备一般人不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洞察力，熟悉各种重要典故与大事件；他们既能看到日常生活不易察觉的历史性线索，又能在大的危机发生时保持历史学家的淡定。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它能弥补研究者的很多缺失。比如，它有助于平衡数理方法（或者说广义上的“科学主义”）的某些滥用带来的不良倾向，保留我们对于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想象空间。不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学传统不像其它学科传统那样容易识别，它缺乏现成的归纳与划分（更不用说“成体系的东西”），很多国际关系史学家拒绝把自己与特定的学派门类挂钩，研究者只能从零散的、大量的、随机的、个性化的著述中，抽取提炼可以称作“历史学”的精神与逻辑。恰似硬币有两面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也有它的独特魅力和特殊困难，真正领会这种传统绝非易事。现在，治来的《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一书为我们增进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底蕴的理解，提供了一种设计有效的探究路径。作者的一大优势，据我的了解，是他喜爱这种研究传统，也熟悉其他思想流派，因而笔端下看似不经意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平衡感与公允的批判性，同时展示了国际关系研究之历史学传统的长处与不足。

《战后日韩、日朝关系》主要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论、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从日韩、日朝关系的历史回顾、人手，全面地、系统地、客观地分析了战后日韩、日朝关系的演变历程以及影响其关系的诸多原因。对日韩、日朝具体情况的分析研究战后日韩、日朝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前瞻性研究，为我国对日政策和对朝鲜半岛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最佳政策选择。

《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以东亚思想库网络为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了第二轨道进程通过建构规范结构对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假设，建构了一种二轨外交与地区合作关系的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微观层次上，补充了建构主义的进程理论。该书逻辑缜密，语言流畅，深入浅出，书中采用了过程追踪和文本全市等方法，较好地实现了核心问题的论证。

本书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编纂的《非洲研究文痒·非洲国际关系系列》的著作之一。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个时期，系统阐述了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与美国、苏联（俄罗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等大国关系的演变，重点对埃及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及转折进行了分析研究。从整体上看，地缘、利益、冷战和领导者是影响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因素。地缘是埃及对外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向。利益是埃及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在不同时期，埃及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埃及对外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埃及对外关系有明显的冷战痕迹。由于埃及独特的政治体制，埃及领导者在埃及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享有最终决策权，使埃及对外关系打上了鲜明的领导者个人印记。

本论文集共汇编了与主题“当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相关的24篇论文，围绕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理念和特点、国际秩序的构建和趋势、中俄协作关系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探讨。

《软实力外交：欧盟的中东政策》阐述了冷战后欧盟中东政策的建构基础，指出了多边主义、软实力、区域主义是其三大理念；总结了欧盟中东政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以及现代文化建设尚未成熟，才会造成所谓“中国崛起的阴暗面”——腐败、环境、企业竞争力、信仰危机等等问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在21世纪崛起的大国，是一个厌恶四邻，或者被四邻厌恶的国家；一个崛起的亚洲，是由三个彼此厌恶的国家构成。崛起意识，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整天陶醉在崛起的美好想象中，向世界大声宣布我们马到功成。崛起意识是要在认识到中国发展的诸多困难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整体的国际冲击力和影响力。自卑与自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以别人为关注核心产生的心理。未来建立一个以中国本体为出发点的看世界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性”的民族之间彼此认同，恐怕不是十年、二十年之内能够实现的。为此．我们只能努力让中美关系不断量变——“好些，更好些”，但对“质变”却真的不可心存幻想。这是摆在中美关系面前棘手的难题。

知识精英是在思想、组织上与政治党派保持一定距离的民间文化人士。他们关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主张，呈现着国民或民间的思想状态，不仅具有前瞻性，同样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发展进程及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考虑到知识精英的职业特点及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对公众、国家层面的影响，笔者将研究的对象指向史学界、由学入政者（指进入外交界）的学政复合体人士、职业报人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几个不同的层面。希望通过对不同层面诸个案外交主张的详细研究，显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成熟起来、走向世界的历程。借此彰显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他们所提出的外交主张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中国人外交观念因救亡而嬗变的情况；呈现知识精英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谱写的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诗篇。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思想，呈现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特征、状态，总结其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亦同样具有现实价值，对于当今国家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里斯本条约后的欧洲及其对外关系：上海欧洲学会2008-2009年研究成果荟萃》是上海欧洲学会2008——2009年研究成果荟萃，收录了学会会员和特邀专家撰写的30篇论文。这些论文既有理论思考，也有动向解析。作者围绕《里斯本条约》签署后欧盟内外关系调整、体制与机构改革，金融危机后欧盟应吸取什么教训，欧盟区域共同治理模式等诸多热点问题展开探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欧关系的未来作出独到的评析。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今后仍将沿着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断进步，继续发展。这些年来日本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所以尽管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但是由于两国都在发生急剧变化，两国之间仍然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相互理解。这种新的相互理解，并非是指感情上的或者一时的相互理解，而是要基于学术的、理性的分析，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