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主义研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出现。出于对性别差异的敏感和重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各个理论派别中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等重大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和重新解读，揭示并批评了其中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对性别问题的忽略，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成果众多但远没有发展成完善的体系。本书主要研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成果，探讨众多成果的贡献与不足，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优长与局限，以此为基础，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走向提出建议并展望其发展趋势。本书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追根溯源地寻找女性主义理论得以萌发的起点。女性主义政治运动是欧关等西方国家女性发动的一系列长期的社会运动，目的是为了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劣势地位。女性主义政治运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发展到今天，经历过三个影响较为强烈的时期，被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在第二次浪潮中，历史性地产生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依照不同的政治取向或认识论原则，发展出了派别繁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并延续至今。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得以出现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科学哲学的演进。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使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思想在对传统科学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具体到国际关系的研究，得益于上述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积累，再加上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关系学科内原有理论的困境，为女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成长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分类，当前普遍接受的划分方法之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分为三类，分别为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本书的第二部分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概括时，采用上述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分类方法，即分别对女性主义经验论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总结和论述。女性主义各政治派别的主要观点也将在与之相应的认识论流派中进行阐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关系有对立和冲突，也有借鉴和融合，本书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这三大理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都遭到了女性主义的大力揭露和批判。其中，女性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歧最为严重，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也多集中在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上。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争论虽然略显温和，但仍存在难以融合的歧见。女性主义学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受到来自上述三大主流理论的诘问和质疑。审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各主流理论派别间的争论和探讨，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视角与研究方法，发现主流理论中的诸多论断，是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然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诸多矛盾和缺陷，也使其在争论和批判的过程中暴露出来，显示出其仍处在不成熟、不完善的阶段。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本书的第四部分概括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性别的视角对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进行的批判和重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露了上述概念中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评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多数学者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进行描述与解释。批判的同时，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对这些核心概念的重新解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加进了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并非都站得住脚，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呼唤与不可回避的现实之间尚存在差距，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亟待弥补和修正。 最后，在总结了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成功之处，同时也对其自身弱点进行盘点的基础上，本书对其未来的努力方向给出了建议，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了展望。总的看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为国际关系研究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突出弱点；在方法论层面，女性主义研究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拒绝和排斥既不利于女性主义学术的积累，也切断了同主流理论交流对话的渠道；在确定其研究议题的范围方面，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宽视野的同时，却缺乏对自身研究范围明确的界定，导致出现过于宽泛地用性别的视角分析国际问题的缺陷。因此，未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融合各认识论派别的优势，接受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构建更为完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寻找途径，增加与非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和交流。尤其重要的是，还应清晰界定其研究范围，在与性别差异或性别歧视相关的国际问题领域内进行探索，而这类问题正是主流理论未曾涉足和常常忽视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只有不断调整和修正，才有可能真正寻求到一条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功之路。

《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美日印俄与南海问题》一书主要对美日印俄四国的对外政策、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目标、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态度，以及各国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外交活动对南海问题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阐述，是本人在借鉴、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事南海问题研究的心得体会。读者在翻阅本书时可能会发现，本书内容截止到2009年9月，从那以后南海问题又有许多新的发展。一是与争端直接有关的东南亚各国在南海地区仍然动作不断。二是某些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关注。对此，本人在时评文章中有专门的分析和阐述。由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除了本书所述的区域外大国美日印俄等国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外，更牵涉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国家安全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方面。基于个人水平、资料来源有限等方面的原因，虽然本人也力求完善，但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还恳请读者见谅并批评指正。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及中日关系研究的论文集，关注的重点是晚清中日关系。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力求变法图强，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成为清廷和民间改革派学习的对象，中日官方民间交流日益紧密。本书以晚清中日在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一些具体事件为对象，对中日近代化历程中出现的思潮、经济政治改革进行了全面对比，并就晚清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作了深入分析。全书论述充分，观点明确，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本书从“一边倒”政策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论源头，历史渊源，国、共、美、苏的战后战略，“一边倒”提出前的国内国际历史现实，中共如何做出抉择以及“一边倒”的历史启示等七个方面着手，试图从根源上挖掘、探讨“一边倒”政策的形成和影响以及“一边倒”形成的各种因素，从而对“一边倒”政策的形成做比较全面的阐述。

本书系统论述了西方学者各种权力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理论渊源，如修昔底德的权力政治观、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以肯尼斯·沃尔滋为主要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等等。并介绍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三次论战”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美国二战后的对外政策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等。

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是我国近邻，我国人民同印支三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同印支三国的关系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如今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曾长期在越南学习和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驻老挝和越南大使的作者，以其亲身的经历将您带入那段波澜起伏的年代。

17世纪，随着俄罗斯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提高，俄国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了一些外交使团。《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涉及的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佩特林使团、第二个使团——巴伊科夫使团的组成和活动等，尤其珍贵的是，书中还附有两个使团写给沙皇的出使报告，这两份出使报告在当时曾以欧洲多种文字出版，对于西方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的作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档案学家杰米多娃和俄罗斯科学院院上米亚斯尼科夫，两位学者对这两份出使报告的详细考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于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

《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以1969-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在缓和进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矛盾为讨论的主轴，通过重点讨论双方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第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斯诺访华、乒乓外交、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等事件中的种种表现，以及各利益攸关方对于这些表现作出的种种反应，力求为深入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些许心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1919年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6月28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9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11月27日），1920年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6月2日）。但是直到1923年7月23日，才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随着该条约于1924年8月6日生效，和平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与此同时，1921-1922年冬天，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旨在将维持远东的现状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有必要从4简洁概述这一和平安排的最重要的内容开始。

在国际政治中，主要大国围绕争霸与反霸展开的斗争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当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威胁时，主要大国有时倾向于采取内部自强或外部结盟等手段应对霸权。但有时制衡行为的强度可能较低甚至出现制衡缺位的。情况。在面对霸权威胁时，主要大国是否会采取制衡行为？为什么采取制衡行为？这种行为又为何出现强弱变化？《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以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和霸权更替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陛的视角，对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制衡霸权威胁的战略行为作出了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以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主要大国的策略反应、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斗争以及冷战结束后次等大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回应作为案例。将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三者紧密结合，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的理论命题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和检验。《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研究的主题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前沿，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