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以二战以来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为研究对象，围绕美国对华公共外交实际运作中目标与效果之间的错位与调适这一核心线索展开深层次的探析。在梳理公共外交丰富内涵的基础上，紧扣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的历史脉络，将“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与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作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实践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典型个案进行具体详尽的扫描透析。藉由考察美国对华公共外交实践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效影响，揭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在不同“时”“势”之下如何“相时而动”、怎样“因势而变”，以图发挥其公共外交的最大效用。在加深对于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的学理认知同时，也力求为今后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完备构建提供若干鉴戒。

清代中国继承了历代王朝的传统，强调礼治天下。清代的礼仪制度不仅在国内推行，而且也推广到了中外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清代特有的外交礼仪体系。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贯穿整个17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的整个中外关系发展过程，正确把握清代外交礼仪是理解清代中外关系的重要途径。《威仪天下：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介绍了清代属国来华朝贡的一般性规定、清代属国来华朝贡礼仪、清代中国对属国的册封礼仪等内容。

近现代日本外交史研究一直是中日两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国内外有关学者就此展开了多年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笔者反复考究既有的和新挖掘出来的史料后认为，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的特点，但其总体运行方向是逐步升级为霸权外交。而其每次阶段性的变化都与自身的国力及国际关系诸因素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斩获，国力不断伸展，外交目标的指向及内涵亦随之不断扩展，最后升级为霸权外交。由于笔者熊沛彪在研究日本霸权战略，并提出全新方法和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日本外交史研究》就为对日本外交史系列课题展开再探讨创造了有利前提。

2011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成立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中，研究所以前苏联东欧研究、犹太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能源问题研究等为鲜明特色，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辑主要是该研究所在上述领域长期研究成果的结晶。学者们围绕“后冷战时代欧亚国际关系的演进”这一主题，分别从欧亚地缘格局、上合组织、能源、俄罗斯转型、国际能源格局与能源安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最新观点和看法，其中潘光的“中亚转型进程面临的新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余建华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演进与当前全球能源格局的特征”，傅勇的“冷战后欧亚地缘格局的演变与重组”等文从宏观叙事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盛文沁的“试析俄国近代民粹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兴起”，孙霞的“‘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从机制建设的角度分析”等文则从历史或现实的角度深入到具体的问题领域，充分体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的研究实力。

本刊是有关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考虑到古代中外关系极少单纯的双边关系，往往是多边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态；加之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以今例古不免削足适履，我们认为今天研究中外关系史不妨以地区史研究为依托。或者说通过研究有关地区史达到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目的。因此，本刊决定设立以下栏目：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多种机制、多方主体、多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尽管美国总统代表所有美国人对外发出唯一的声音，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无疑是一个多方主体参与、经过充分辩论、领导者审慎决策的过程。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只是辩论各方的意见最终都汇总到作为决策中枢的总统，由他加以对外表达罢了。 本书一书全景式地介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机制。几位作者从美国宪法、行政体系研究出发，结合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从制定原则？制定机制和制定主体等视角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他们不仅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描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机制，而且详细介绍了各类主体及它们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几位作者提出在美国的国际承诺中存在某种锁定效应：一旦美国出现在某个地区，它就难以完全放弃它在那里的作用和责任，其对外政策倾向于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实现更大的集中度。这种机制加强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有助于美国形成某些持久的对外政策特点。同时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些规律：内倾加稳定和外倾加扩张阶段的交替；权力总统化和国会与市民社会权力上升的交替；乐观干预主义和悲观保守主义的交替；偏好对抗和偏好和解的交替。本书由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和于斯丹·瓦伊斯合著。

国际关系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关系的总和，是行为体之间进行有意识互动的结果。它既然是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就会在进一步的互动中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可能有两种方向：向前的进化和向后的退化。在国际关系中，进化和退化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正是本书的研究问题。为了尽可能少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本书去掉了进化和退化的道德含义，仅仅根据在合作与冲突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界定。具体而言，由冲突向合作的转换是进化，而由合作向冲突的转换是退？。 国际关系理论对进化的研究比较充分，退化则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盲区。本书在借鉴一些间接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立场，用理性主义的方法研究一个建构主义的问题。本书认为，国际关系以“体系”的方式存在着，体系包括单元、过程和结构三个。维度。过程是行为体之间的有意识互动，结构本质上是互动中形成的一种规范。由于国际关系的进化和退化属于结构的变化，变化的动因必然来自单元和过程两个方面，源于行为体本身的变化引起的互动方式的改变。 本书跨越结构和过？、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提出了一个链条式的国际关系进化／退化机制分析框架。这一变化机制包括三个环节：身份吻合度一>有效支持度一>时间维度。具体而言，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向取决于行为体的态度，行为体互动的态度取决于其新旧身份的吻合度；在行为体新旧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进化或退化取决于其在行为体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进化或退化，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一个长期的演化。 由于身份不吻合的现象广泛存在，进化和退化的关键是有效支持度，而支持事实上是政治参与问题。政治体系中的“参与”类似于经济体系中的“就业”，参与体系并从中获益者会认同体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要想推动国际关系走向进化，必须将尽可能多的行为体纳人体系中，以此提高国际关系结构的有效支持度，并将这种支持度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当结构的有效支持度不高，或者难以长期在高位运行时，国际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为本书提出的国际关系退化机制解释框架提供了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处于深刻的内忧外患中。但它是前波斯帝国的残留部分，有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深受伊斯兰教？影响，并且长期与东西方列强为敌。更为重要的是，伊朗政府强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对内推进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对外奉行亲西方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国家身份。伊朗新旧身份的吻合度非常低，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有效支持度。 巴列维王朝的两代君主大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激活了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社会群体及其参政意识。但他们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把政治参与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潜在支持，因而把官僚体系以外的其他群体都推向了政权的对立面。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美国和伊朗形成了“朋友”关系。伊美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巅，6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王政权的衰落而退化。7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封闭的伊朗政治体系被迫打开，各政治团体顿时活跃起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就摧垮了巴列维政权，也导致伊美关系由“朋友”向“敌人”急剧退化。

2009年是中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已故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访华30周年，2010年是大平正芳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回顾大平正芳先生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北京13本学研究中心和大平正芳纪念财团于2009年10月联合举办了“大平正芳与中13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纪念中心成立25周年，大平班成立3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毕业生回母校团聚，并向应届本中心硕士毕业生颁发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大平正芳纪念财团优秀学位论文？”，藉此来纪念大平正芳先生。熟悉战后日本史和中日关系的人都知道，大平正芳先生不仅是一位谦虚务实、诚实守信、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为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之一。1972年9月，大平正芳先生作为日本的外务大臣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访华，中日两国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大平正芳先生为结束此前两国的不正常关系，恢复中日邦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功臣。1978年，中日两国签定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石。和平友好条约在Et本几经曲折，最终得以在国会通过，可以说大平正芳先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作者在美国非营利机构有长期的工作经验，特将这些独特而宝贵的经验分享给中国的读者。她对此类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情况有着切实的了解．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其关键人物圈也十分熟悉。《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基于大量的背景研究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以生动形象、清新平实的文笔．记录下作者在美学习和工作生涯的亲身经历。全书理论结合实际．图文并茂．向读者全面介绍美国非营利机构的理念与业态．并加以分析评述。

明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是我从事明史研究20多年以来孜孜不倦探索的领域，《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是近些年来本人努力耙梳史料，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若干研究成果。明代处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与两个重要的历史性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一是世界一体化，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换言之，明代近300年的历史，处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关节点上：从中国自身来看，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初始阶段；从世界来看，也是世界自古代走向近代的初始阶段，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如何加以梳理和认识，是摆在我们明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明一代中外关系历史的探讨，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它的发展变化，不仅与中国古代史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世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推动明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是当时人们对于世界认识的不断进步，是中外民族在区域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