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不对称的特殊伙伴：联盟视野下的战后英美关系研究》按时代顺序，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对自美国立国起英美关系的渊源、发展、摩擦、矛盾到亲密合作的来龙去脉，以及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作了广泛深入的观察、剖析和阐述，《不对称的特殊伙伴：联盟视野下的战后英美关系研究》视野开阔、资料翔实、结构合理、史论结合、有独到见解和说服力。

《国际体系与中外关系史研究》试图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入手，运用国际体系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本书尝试在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有所发展：一是从国际体系变迁的角度，追溯整个中国历史所处的国际体系的演变及其内涵；二是把国际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中国对外关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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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前途与亚洲的未来：来自未来的剧本》表达了作者对于日本、亚洲与世界的思考；对构建未来国际关系、区域共同体，特别是东亚共同体的规划，思考如何顺利构建东亚共同体；对十九世纪侵略国家观的深刻反思，对加害者与被害者意识的深刻认识，寻求疗愈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良方；对“积极型和平理念”的细致解读，倡导日本应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对道德、儒教、法律社会作用的洞察，发现连接中日韩的桥梁。对日本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深入剖析，以期对其他国家有所借鉴。亚洲仍然处在紧张和不安之中。在如何应对朝鲜的“核试验”等问题上，日本正面临重大的歧路。但是，从应有的未来观照现在，无疑存在应该选择的道路。作者以丰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思想，对日本未来应该选择的道路作出了“贤者的预言”。这是一本值得很多人阅读的“21世纪的教科书”。

It is through his engaging in public diplomacythat Mr. Zhao Qizheng comes to recognize itssignificance for China. This has prompted himto summarize his practices in and reflectionson public diplomacy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is also a record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world and the world's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China.In this book， the vision of 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 is broadened as an importantel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bar ininternationat communication is raised to betterintroduce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More than jus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ra minute detailed account， it is entightening forboth academic thinking and real-tife operation.

新中国建立前，我在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学习”了五年，因此懂一点英文。1951年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主要是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多边外事活动和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文化大革命中获得 “解放”后，在当时团中央停止外事活动的情况下，1972年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继续从事国际青年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参加了中联部揭批 “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简报工作以及参与起草为老部长王稼祥所谓“三和一少”错误平反的请示报告，参加了1980年中央召开的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千人大讨论，因此查阅过不少外事工作的历史资料。1981年担任中联部副部长特别是1985年底担任部长后，中联部主要是研究党的对外丁作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两场国际风暴。1993年至1998年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展对外国议会的工作。一起来翻阅《对外工作回忆与思考》吧！

中华文明因其自然地理上的相对独立性而一直稳定、持续发展，但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与位于其西的南亚佛教文化、西亚及北非伊斯兰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交流绵延不绝。汉代张骞通西域、盛唐西域宗教文化汇集长安、元朝建立横跨亚欧大帝国、明清西方商业及宗教势力东来，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四大高潮。《中西交流史话》追寻着先人足迹，通过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等记载与文化遗存，讲述了古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

《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研究了欧盟决策机构和程序，欧盟成员国外交战略制约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绩效，欧盟对华政策及法律文件，欧洲议会“涉华决议”，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差异，欧洲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欧盟对华贸易救济决策以及中国与欧盟在外层空间领域的合作与制约等问题。从多方位、多角度对中国与欧盟关系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对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做了展望：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有深厚的基础租广阔的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欧关系会以合作为主线，但双方之间的难题、矛盾和摩擦短时间难以消除，增强沟通与对话是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由张利华、史志钦主编。

日本独特的风土环境与历史发展模式使其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思想”，该思想影响着日本哲学、宗教、道德、伦理、思维等，并贯穿日本文化发展的始终。作者梳理了两千余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与重大事件，并对现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实用主义思想”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在日本对华政策发展中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日本的外交文化体现出明显的“重利轻义”“实力至上”与“灵活暧昧”的特征。此外，作者还从文化角度对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作者从1951年开始从事对日工作，亲历了战后中日关系从不正常走向正常，其间经历了民间交流、以民促官、半官半民、两国建交、官民并举的几个阶段。因此，《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同时也反映了作者60 年来从事对日工作所走过的道路。 本书作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叶，在外事工作中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震、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与日本来访者之间的重要会见和会谈做过口译工作。在中日复交前后，作者曾在日本担任《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常驻记者达15年之久。回国后，从1964年到1996年出任中国政府文化部部长助理和副部长，从事与世界各国——主要是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退休后，继续投入这项工作至今j其间，作者与日本皇家、政府要人、官员、新闻界以及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茶道、花道等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作者的这一特殊经历，应当说是比较罕见的。 作者紧密结合个人经历和实际参与的活动，通过具体生动的小故事，介绍了中日往来中的大量鲜为人知的趣事和活跃在日本各界的名人逸事，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是从资料到资料的那种通常意义的“中日关系史”。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珍藏的大量历史照片，这些珍贵照片的配合，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 中日关系今天虽然已进入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时期，但仍存在着许多变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加珍惜和维护由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 长期努力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友好果实，不断加深相互理解，消除两国问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行为，以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写作与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