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迄今已持续数年时间，由此产生的世界性经济、政治效应正逐步外化。这一切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通过适应性的战略变革和调整有效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种种变化，是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考验。围绕这一主题，《后危机时期中国的战略调整》的作者们分别从战略导向、战略变革、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战略调整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着重向读者推荐的文章包括金永明的《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海洋法制》、刘阿明的《中国一东盟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傅勇的《中东变局与大国地区战略调整》、周宇的《人民币升值是否改善了中美贸易失衡？》，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本辑《国际关系研究》将是丛书的最后一本，自2005年开始编撰这一系列丛书以来，在七年的时间中共出版了二十四辑，这既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热心读者长期关怀的结果，在此丛书编辑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阴阳相生与过程演化是中国古典思维的精髓。《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所要讲述的是如何将中式互补思维应用于囡际关系观察，以超脱于西方二元对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之外。秉持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建构思维，本书指出：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长期盛行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结构选择既非单纯的物质选择也非单纯的观念选择，而是一种“复合结构”选择，物质与观念同体共存、相互建构；结构、施动者和进程三位一体、共存共生、流转演变。概而言之，本书讲述的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互补原理。

《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是联合国事务的年度出版物，收录一个联合国年内（每年9月至翌年9月）相关决议、文档与报告的分析与评述。《2010/2011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由JoachimMuller、KarlP.Sauvant、冼国明编，主要涉及第65届联合国大会期内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国际法庭、秘书处以及维和行动的事件与成绩，是国内政府有关部门、学者了解、掌握国际事务重要信息的窗口和权威读物。

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的边界、主题、主线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问题，能够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起到什么样的咨询作用？我们编辑出版的五部年度《评论》虽然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专门的解答，但是它所涉及论题的多样性，文章作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应当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深化我们的战略思考。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性理论为框架，详细探讨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并进一步全面展现了有清一代260多年间中朝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1626～1860年，中朝两国之间呈现一种传统的东亚式的国家关系。在此期间，清朝出于抗击明王朝的需要，通过两次战争征服了朝鲜，确立了对朝鲜的统治权。清朝此期的对朝政策走过了一条由军事威慑到怀柔攻心的道路。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固，到康熙、乾隆年间，中朝两国之间因军事征服所形成的裂痕逐渐抹平，朝鲜成为清王朝宗藩体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藩属国。1860～1894年，东西方列强的东侵，致使传统的东亚秩序面临着全面解体。为应对挑战，清政府逐渐改变对朝政策。在此期间，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依次经过了变动三部曲：骑墙观望→开始干预→全面干预，对朝政策的传统色彩渐趋蜕化，近代意义的成分日渐增多。总体而言，清政府260多年的对朝政策留下了一条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曲线。而这种变化却折射出东亚地区社会整体运动的趋势。由于受到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人类文明表现出多元共生、分散孤立的形态。在东亚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凭借先进的文化、完备的制度、强大的国力，一直在扮演着文明的缔造者、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在其影响所及的区域推行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精髓的国家交往政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关系，即“宗藩体制”。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始，随着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启动，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新贵们依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疯狂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国家准则。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此发生。对外民族战争中的连连惨败，众多藩属国家的接踵而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宗藩体制”，检讨往昔对待“朝贡国”的政策得失，寻求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统御“朝贡国”尤其是朝鲜的新方略，力图在新旧两种外交体制的夹缝中实现对朝鲜的掌控。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渐渐脱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呈现出愈加鲜明的务实主义色彩，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近代以来，清政府对朝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展现了中国社会在西力东渐下的被迫适应，主动求变，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起航，昭示了中国已经由东亚地区文明的中心沦为西洋文明的边陲。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最终失败，则宣告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较量的惨败。与此同时，反映了清政府对朝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由于东西方文明是在一种异常情形下相遇的，因而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且发展极端完善的中国古典文明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显得步履蹒跚，分外艰难。以1840年鸦片战争肇其端的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畸变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文明与愚昧并在的矛盾混合体。清朝在甲午战争前的对朝鲜政策就孕生在这样一种宏大的时空之下，自然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物。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目标不外乎两点：一是确保“天朝上国”的尊严，维护对“藩属”国家的“宗主权”；二是保卫边防的安全，抵御东西方列强的侵略，简而言之就是“保藩固边”。沿着清朝此期对朝鲜政策的思路再进一步探讨则会发现，在主权独立、国家平等风行天下之时，该政策的施政核心，一则显示出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印迹，二则自身充满了矛盾。而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彻底失败。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本成果中简称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在苏联推动下建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从1947年9月建立到1956年4月解散，只存在5年多的时间，但这5年多的时间，却是“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深刻影响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抉择的重要时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的文献资料，着眼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从时代观念和发展模式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这一影响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冷战背景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从国际和国内、外交与内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多重视角深入研究了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理念的变迁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行动与思维：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的论述与研究意在检视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是如何在思维和行动两个层面认识和处理日本的亚洲外交，尤其是日本的东北亚外交的。作为一个东北亚国家，在其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千年中，日本直接地受到两个国家的影响：中国与朝鲜。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外交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西方与近邻之间的关系。西方代表着遥远、现代化与权力，而近邻代表着历史与地理上的亲近和国际政治上的落后和无力。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挑战和这种挑战所引致的日本外交两难困境又增加了新的苦涩与辛酸的成份，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与“近邻”之间的权力差别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处于全球权力平衡格局中利益与影响的决定主体的地位，而且在日益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地兴起和发展，日本也是这一进程或状态中的利益与影响的决定性主体。对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思维与行动进行分析就是要评估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统合于日本的亚洲邻国政策关系，以及随着亚洲近邻国家的变革进程，这种西方与近邻之间的关系和相应的政策如何能够符合日本国内的需求和日本的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外交》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等内容。中国外交在坚持正义性、提高艺术性、发扬进取精神、加强群众基础、完善工作布局，以及向着终极目标努力等方面，都是本着始终如一、坚持不懈而又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原则，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

为了便利法律院校师生使用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我们根据一些学科的需要，以教材体系为依据，有选择地编辑了若干种《资料选编》。这本《资料选编》是国际关系史教材的参考读物。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史，必须直接接触各种国际文件和资料，以便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能够了解和分析一些实际问题。这本《资料选编》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辑的，其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在学习时参考使用。国际关系史资料的范围很广，数量很大。《国际关系是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修订版）》所选以基本的国际文件和资料为限，仅包括一些原始资料，即条约、协定、照会、备忘录、外交文书和外交人员回忆等，一般论述或后人记述均未收入。《国际法资料选编》一书中已有的资料，《国际关系是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修订版）》也没有选用。《国际关系是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修订版）》基本上与教科书相对应，选择主要的和有关的资料，有的是节选。因篇幅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重要资料全部选入。

国际关系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从传统的外交史脱化出来的。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史的范围应当比外交史更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但要把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哪怕只是勾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各国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办到。因此，迄今为止各国学者所写的国际关系史似乎都还没有真正超出外交史的框架。近年以来，我国已经出版了若干部有关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但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一本像张宏毅同志的《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那样从1917年一直讲到1993年。单是这一点，作者的勇气就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张宏毅同志的书还有一些优点，例如条理清楚，叙述明确，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关系，等等。由于上面所说的国际关系史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这个特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一书今后还应在国际经济、文化的交往方面加以拓展，使它的内容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怀着这样的希望，我愿看到本书的再版。